工業社會呼喚商業文明
鴉片戰爭以後，近代中國所遭受的屈辱，在中國人的心靈上留下了永遠揮之不去的陰影。麵對現代西方文明在全球的肆虐，曾經創造無數輝煌曆史的中國人倍感失落和自卑。於是，我們不得不用曆史輝煌記憶的不斷複述掩蔽當下的真實處境，拚命從曆史的故紙堆中尋找可以慰藉我們心靈的史實。
受傳統文化影響至深的中國人十分渴望從傳統的儒家文化中，尋找到實現國家崛起和民族複興的方法和途徑。然而，儒家文化是在2000多年前在農業社會條件下誕生的，它很難再適應現在的市場經濟社會。無論孔子、孟子等儒學宗師多麼高明、多麼偉大，“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他們也無法預知今天的世界是什麼樣子。這種曆史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逃脫不了的。文化是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東西，它的產生和發展必然要受到社會經濟基礎的製約。農耕文明條件下產生的儒家文化很難再適應今天的工業化社會——農業社會已經離我們漸行漸遠，工業社會呼喚商業文明。
對於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來說，文化和傳統都隻是工具，人民的福祉才是根本。如果為了傳承文化和維護傳統而犧牲人民的幸福，那就成了本末倒置。北宋時期的大改革家王安石曾石破天驚地喊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20世紀之初的陳獨秀先生也曾言：“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滅也。”然而，這些有識之士的良語箴言在曆史悠久、影響深遠的傳統文化麵前，猶如滄海之一粟。
中國人向來重仁義道德，卻忽視法律規則；重視禮治、德治、人治，唯獨缺少法治。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幾千年裏，中國人根本不懂民主與法治為何物。即使是在今天，我們對法治的認識也還停留在“警察抓小偷”的層麵。2010年11月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教授高全喜先生在中國政法大學第88期燕山大講堂做講座時，曾批評北京電視台科教頻道“法治進行時”欄目，播放的全是如何抓壞蛋的鏡頭，根本不懂法律是用來幹什麼的。試想，連北京電視台的記者和編導對法治的認識都停留在這樣的層麵，更不要說其他的普通民眾了。
中國人非常感性，特別善於虛構想象，卻不善於實證推理，因而我們的文學藝術十分發達，我們創造出了舉世聞名的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明清的四大名著，可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卻沒有多少建樹。四大古典名著對中國人的影響非常深遠：《水滸傳》教我們要“講義氣”，卻沒教我們“講法製”；《三國演義》教我們要“懂謀略”，卻沒教我們要“懂規則”。在現實生活中，“謀略”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就是“使詐”。由於中國人向來都把“狡詐”解讀成“智慧”，所以“田忌賽馬”的故事才被我們津津樂道了幾千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一度被自卑和失落壓抑得失去自信的我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信心。最近幾年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就是比較好的例證。然而，就像被壓抑太久的彈簧一樣，我們從自卑轉向自信的同時，有很多人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狂妄自大。
最近30年來，雖然我們的物質文明發展獲得了極大的進步，但精神層麵仍然停留在改革開放以前甚至是解放前的狀態。我們整個民族的心靈重建工作，還沒有真正開始。我們可以修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造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建世界最快的高速鐵路，但農業社會留下的陳舊觀念卻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很多時候，由於陳腐觀念的影響，我們把無知當成了純潔，把偏見當成了原則，把愚昧當成了德行。
雖然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重新崛起是誰也無法阻擋的曆史潮流和必然趨勢，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心態。在我們通往國家崛起和民族複興的道路上，還存在著許多艱難險阻和不確定因素，我們必須做好各種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準備。對於現代中國人來說，我們應該多一些理性和務實，少一些感性和狂熱。隻有這樣，中國的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才會由夢想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