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翻1930年代的《申報》，看到一個醒目的標題：《少女失足恨而自殺》。讀下去發現卻不是社會新聞，而是一則廣告，隻因電影明星艾霞自殺後，遺書中有“我再受不了別人的欺騙”一句，廣告便順水推舟說：的確目下的世界假貨眾多，如果身體虛弱想買點補藥吃，常常花錢受騙，隻有某某牌魚肝油物美價廉，認準這個牌子才可以養成不受欺騙的能力雲雲。
如此行文，大概會讓今天的讀者啞然失笑，“少女失足自殺”這類事情在任何時代都有可能發生，但將“自殺”與“魚肝油”聯在一起卻很少見。按常理廣告很少涉及不幸事件，以免引起不快情緒。但這則廣告文案將“自殺”作為與“少女失足”的豔情效果相等同的娛樂元素推出，或許可以作為當時社會心理的一種參考樣態。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有趣例子是一篇題為《自殺》的短篇小說，講的是上海某大學的年輕教授劉習舜有一天與幾位朋友在公園聚會，其中的王先生帶來一個十一二歲的美麗女孩，若幹年前女孩的母親和父親原因不明地先後自殺，這件事曾是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多年後也是眾人的談資。劉教授回家後應《東方雜誌》的約稿，開始寫一篇題為《人為什麼要自殺》的文章，生出很多感慨。
《自殺》這篇小說的作者是沈從文，沒有什麼完整情節，隻是描繪了一個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片段和意識流。主人公劉教授事業順遂、人生美滿，有個年輕美貌、品味出眾的賢惠太太和周歲的小女兒，自殺的故事和傳聞使他感到“一點憂鬱”侵入生活。小說至此也就戛然而止了。《自殺》於1936年與其他作品結集出版，雖然寫作年代充滿各種危機和社會問題，作者卻鮮明地書寫了一種知識分子式的思辨，其中涉及的幾起自殺事件都有原因曖昧、令人難以作出道德判斷的特質。讓主人公感慨萬千的恰是這些“不可分類”的自殺，他猜想很多人自殺甚至是為了繼續活在別人的印象裏。
可能有很多時候，我們會同小說《自殺》中的主人公一樣，發現麵對自殺這個問題時，一旦排除了“公平”、“正義”之類的設問，立刻就陷入一種難以言說的虛無和悲觀。這種言說困境曾經從一個方麵傳達了當時知識界體察到的生存處境，將問題的非時代性和時代性綁定在一起。當人們麵臨文化轉型和生活世界的動蕩時，身體感受是最直接的表達方式，雖然問題的邊界模糊不明。在20世紀上半葉的民國時代，大小報刊上經常可以看到各種冠以“自殺”字樣的標題，有的是事實描述，如“常德學生憤慨湘案自殺”，有的隻是“如此黑暗，不如自殺”之類的感憤和抒情；女性自殺的消息比比皆是，有時作為舊禮教吃人的罪證，有時作為新文化可怕的案例。作為事件的自殺新聞遠遠不能覆蓋作為話題的自殺所傳達的各類情緒及其影響力，然而後者卻經常由於我們設問的盲視而散佚於曆史空間，要討論這個問題反而變得異常困難了。
事實上，直到今天，困擾很多高等學府的青年學生自殺問題仍然難以得到有力解釋。當我們一再追問“原因”的時候，其實已經設定了狹隘的原因集合，最終隻能得到一個說得過去的解釋，那就是今天的青年正變得越來越敏感、病態、不負責任。
教育家蔣夢麟曾說，沒有一個年輕人沒有想過自殺，信然！說這話的時候是1919年，一名北京大學的學生剛剛自殺，自殺的青年在曆史中沒有留下隻言片語，他的死卻在校園內外引起一場討論。當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為此寫下一篇長文，認為自殺數量的激增是從19世紀開始在各國出現的普遍現象；日趨精密化的工業文明將人們的生活世界籠罩在頹廢氣氛之中，自殺可以被視為社會文明發展、人類物欲提高以及精神空虛失落的必然結果，而神經敏銳易感的青年人尤其容易悲觀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