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西域傳下》評述漢武帝時代域外道路開通之境況：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麵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裏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顏師古注：“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雲‘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雲‘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
應當肯定。秦漢時期有作為的帝王在發展與域外地區交通的過程中，確實表現出今後世君主多不免愧赧的雄圖與偉力。在對外交往中的主動又是以“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作為實力基礎的。還應當看到，當然中西文化交流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西土珍奇“盈於後宮”，“充於黃門”，“食於外囿”，隻是豐富了宮廷消費生活。對於秦漢域外交通給予東方與西方文化曆史進程的深刻影響，可能尚需進行全麵深入的研究方可作出科學的評斷。
讀秦漢域外交通史料，與物質文化的交流相比，或許張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漢書·張騫傳》）的風格，班超“立功異域”，取“萬裏侯”（《後漢書·班超傳》）的氣概，給人以更深刻的印象。所謂“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這些“坦步蔥雪，咫尺龍沙”之“一時之誌士”（《後漢書·班梁列傳》論讚），其實代表著當時奮武進取的時代精神。秦漢域外交通事業的成功有多種因素，其中之一當然亦在於中華民族文化素質中積極的一麵在當時得到了發揚踔厲的曆史條件。
漢通西域以後，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佛教東傳，給予中國文化以巨大的影響，又繼而波及朝鮮和日本，使整個東方文化的麵貌發生了變化，因而在世界文化史上顯示出非同尋常的意義。
《三國誌·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鬆之注引《魏略·西戎傳》說：“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事雖未見《漢書》，但據佛教傳布地域及西域交通狀況分析，西漢晚期佛教傳入漢地是完全可能的。東漢初，正史已可見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記載。《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楚王劉英》記述，劉英“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尚浮屑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又“盛饌”供養“伊蒲塞桑門”。漢桓帝延熹年間，“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佛教傳播已滲入宮廷。襄楷上書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如此，乃能成道。”（《後漢書·襄楷傳》）李賢注：“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眾穢耳。”可見佛教教義，當時已為士人所熟悉。《後漢書·陶謙傳》說，笮融在徐州一帶鋪張事佛，“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彩。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李賢注引《獻帝春秋》：“融敷席方四五裏，費以巨萬。”《三國誌·吳書·劉繇傳》也記載：“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今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複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裏，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可見佛教已漸傳布於民間，社會影響幅麵已經相當可觀，形成了空前的對於“浮圖”的狂熱信仰。而《續漢書·五行誌一》：“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又說明佛教開始於中土普及前後，對於中國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