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已寓居美國的張學良將軍迎來了自己的百歲華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的江澤民特意發去賀電向他熱情祝賀。隨同賀電送達美國的還有一盆插滿100朵玫瑰與200朵康乃馨的花籃。當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也向張學良先生和趙一荻女士發去了賀電。兩名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共同為一名德高望重的長者祝壽，這在中共曆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2005年9月3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了西安事變及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曆史貢獻。指出：
1931年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局部抗戰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在中國共產黨救亡圖存、全民抗戰的號召下，一二九運動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誌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為推動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團結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變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的爆發點，中國的全民族抗戰開辟了世界第一個大規模反法西斯戰場。（8）矗立於北京郊區盧溝橋畔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在其館藏陳列中從來沒有忽視張、楊兩將軍發動西安事變對實現舉國抗日所做出的曆史貢獻。該館就這段曆史的總結性史實陳述如下：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中國由內戰轉向準備抗戰的時局轉換的樞紐，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初步形成。南京國民政府當局終於逐步轉變了長期以來在“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下對日妥協退讓的懦弱行為，開始準備抗戰。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共產黨不計前嫌，出於民族大義支持蔣介石國民黨一致抗戰，毅然決定與國民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民族利益至上的寬廣胸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內戰在事實上大體上停止下來了，國共關係得到迅速發展，從而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中國得以集中精力準備全麵抗戰。
2006年初冬，在西安事變70周年前夕，由有關方麵發起舉行了“西安事變”70周年學術研討會。共有來自祖國內地、港澳台地區和海外的百餘位學者聚會西安，討論研究這一重大事件，紀念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曆史貢獻。
人們注意到，就在這次研討會上海峽兩岸的史學學者們對西安事變的評價更加客觀和趨於一致。有學者指出：“長期以來，關於這個對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造成重大影響的曆史事件，海峽兩岸的研究者傾向於采用不同的研究視角。但是目前，大家已經漸漸超出黨派意識而從民族的高度來研究，兩岸學者的諸多認識“已經趨於一致”。學者們還認為“然而今天的情況不同了，評判西安事變是曆史問題，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圍繞‘西安事變’的探討應該秉承研究曆史的精神，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9）時隔西安事變發生及和平解決70年之後，老紅軍黃華作為一名當時在紅軍總部所屬後方司令部參與機要的曆史目擊者的身份，也以自己的親身感悟對70年前發生的這場驚天事變作出了如下評價：
西安事變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發生的。張學良、楊虎城在發動事變時並沒有預先告訴中共，但在事變發生之後連夜告知了中共中央。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是中共和張學良、楊虎城達成一致見解和共同努力的結果。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當時麵臨民族危機的中國時局的轉折點。（10）在談到張學良為什麼要在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堅持送蔣回南京，作出明顯犧牲自己的抉擇時，黃華還認為：
張學良這一行動，絕不是魯莽之舉，也不是意氣用事。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深諳蔣介石的秉性，深知蔣介石會認為張、楊舉行兵諫是犯上作亂，損壞了他最高惟我獨尊的形象，罪莫大焉，因而十艮之入骨。張學良踏上送蔣返寧和束身歸罪的道路，主動接受軍法審判、承擔起全部責任，給了蔣介石以維護領袖尊嚴、挽回麵子和下台階的機會，從而避免了內戰的爆發。張學良此舉是從大局出發，意在犧牲自己，保護他人。從後來的曆史發展看，張學良的行動確實起到了這一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團結抗日作出了偉大的貢獻。（11）時光荏苒、鬥轉星移，距離西安事變發生及和平解決，時光長河轉眼即流逝過70有年。在70年後中華民族已然度過20世紀30年代那段民族危亡之秋、國勢艱危時刻，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轉折走上中華民族複興之路並已卓然有成之際。重新審視西安事變，評價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為轉換艱危時局、發動舉國抗日，拯救民族危亡所做出的曆史貢獻，當然也會更加清晰和全麵。誠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西安事變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