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賈似道的是非功過，暫時放置不談，最令筆者奇怪的是，當年賈似道也曾是熱血男兒，在忽必烈兵臨鄂州城下之時，丁大全隱瞞軍情可謂誤國不淺，理宗曾準備聽從丁大全的建議遷都以避蒙軍之鋒，而賈似道全力主戰並親自指揮取得了鄂州大捷。當理宗罷免權相丁大全，命賈似道出任宰相之後，賈似道的糟糕表現比丁大全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至襄樊失守，南宋岌岌可危。為什麼賈似道前後判若兩人呢？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文天祥臨危受命
夏日時節，南方的暑氣很重，忽必烈下詔伯顏，認為“正值酷暑，如今我們已經扼住南宋的咽喉，可以暫時休整軍馬，待到秋高氣爽在起兵不遲”。伯顏馬上回奏道：“宋人憑借江海，作困獸之鬥，現在雖然已經扼住其喉嚨，但是如今不一鼓作氣將其趕盡殺絕，很可能滅亡南宋的機會轉瞬即逝。”忽必烈覺得伯顏所言有理，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術駐揚州，絕宋朝淮南之援。於是，伯顏分兵四出，一步一步收緊對臨安的包圍。其實，忽必烈對南宋“停戰”的想法絕非因為天氣原因，恰恰是因為蒙古內部統治不穩，他的注意力還大半放在北方，準備徹底平定諸王後再滅宋。伯顏一席話，使忽必烈決定先南後北。
一時之間，平時大讀聖賢書，張口閉口都是仁義道德天理人心的宋朝各地官員紛紛降元，廣德軍、嶽州、滁州、寧國府等州軍皆投降，最終連鎮守江陵的南宋京湖宣撫使朱禩孫和湖北製置副使高達也獻城降元。如此戰略大郡，不戰而降，對南宋各地的文武守臣心理震撼極大，朱禩孫又發檄各部號召“歸附”，於是“歸、陝、郢、複、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諸州，相繼皆降”。本來，阿爾哈雅一支孤軍守鄂州，元朝一直憂心江陵宋軍會合軍進攻。至此，荊南大定，元軍再無後顧之憂。
為此，忽必烈手詔褒獎進攻江陵的阿爾哈雅，並授叛將高達為參知政事，召朱禩孫入上都麵聖。可惜剛剛走到上都地界的朱禩孫因病而一命嗚呼，無福見到新朝天子的龍顏。
元兵東下，“所過皆降”，唯獨宋將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並斬殺元朝派來招降的使者，時出金帛牛酒犒賞壯士，誓以死守，“人人感激自奮”。其手下薑才（原為孫虎臣前鋒）更是頻頻出城與元兵交仗，屢敗屢戰，身先士卒，身中多創，仍帶傷勇鬥。
8月間，身為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諸軍的張世傑率平江都統劉師勇和知壽州孫虎臣率宋軍水軍萬餘艘，列於焦山南北廣闊的江麵上。此前，他約張彥從常州率軍趨京口（今鎮江丹徒），約李庭芝統軍出瓜洲（今揚州東南），準備三路並出與元軍決戰。結果，張、李二人皆因故失期，隻有張世傑孤軍與元軍對陣。張世傑久處軍旅，秉性忠勇，但軍事指揮方麵卻屬平庸之才，水戰更是外行。為示必死之心，他下令以十船為一舫，鐵索互連，沉錨於江，非有軍令嚴禁起錨。如此，就給元軍留下了最佳的火攻機會。
阿術登石公山眺望宋軍水陣，立刻大笑道：“可燒而走也！”於是，阿術先遣元軍善射者乘巨艦進逼，火矢雨發，宋軍“篷檣俱焚，煙焰蔽江”，宋軍“死戰，欲走不能，多赴江死”。元朝張弘範、董文炳等漢人將領又舍命衝殺，張世傑最終不支，與劉師勇、孫虎臣二人分頭敗走。元軍獲宋水軍“白鷂子”精艦七百餘艘，殺傷宋軍無數。
當時元軍進攻的態勢是，伯顏統主力直奔臨安；阿爾哈雅攻湖南；宋都帶等人攻江西並一舉斷絕宋朝東西紐帶；阿術攻揚州方向，阻止宋軍從淮東方向支援臨安。
值此國難當頭之際，風雲變幻之時，宋廷把文天祥招至臨安，任命他為兵部尚書。文天祥臨危受命，立刻上書道：
本朝結束了五代十國的紛亂，解除了各路藩王的兵權，建立都城，雖然足以消除諸侯尾大不掉之弊端，但現在國家危難，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淪陷，痛悔何及！如今之際應該將南宋境內分為四鎮，建都督統禦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廣人多，乃足以抗敵。齊心協力反抗元軍，有進而無退，日夜疲擾元軍，彼（元軍）兵力分散，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機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退也。
疏上，“時議以為迂闊（迂腐而不切合實際），不報”，隻下命文天祥知平江府。其實真正“迂闊”的並非文天祥，而是那些庸碌無為的朝中大臣。
然而在專製政體下，官場沉浮和篩選規律往往是黃金下沉，糞土上浮。宋朝最崇尚文官政治，最優禮科舉出身的士大夫，這與其他朝代，包括待士苛刻寡恩的明朝，形成鮮明對比。但既然存在著專製主義中央集權下的等級授職製，養士三百年就不可能不是敗政。等級授職製的官場是個貪墨的大染缸，大多數士大夫經曆官場的染色，隻能成為國家和民族的蠹蟲，他們貪汙腐化有種，橫征暴斂有能，奉承拍馬有才，結黨營私有份，鉤心鬥角有術，文過飾非有方，妒賢嫉能有為。高官們平日似乎是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一旦稍有風吹草動，便立即顯露出萎靡卑瑣的鼠輩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