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作為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的肇始，在史冊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筆墨。秦始皇正是這個統一帝國的締造者，從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後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滅掉了韓、趙、魏、楚、燕、齊東方六國。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為這個目標奮鬥了將近六百年。秦始皇的豐功偉’業自然要濃筆重抹，他的先輩們的不懈奮鬥亦不能小覷。
秦始皇的祖上並非顯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長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業務精湛，深得周王賞識，被封為卿大夫，遂有食邑，從此踏出了從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後，秦始皇的祖上並沒有繼續實現太大的作為。隨著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愛美人不愛江山的周幽王時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曆史機遇逐漸興起，被封為諸侯，在形式上獲得了與東方諸國平起平坐的地位。雖然當時秦始皇家族並沒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卻獲得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義號令。麵對強天、善戰的西戎，到秦穆公時，秦始皇家族才最終稱霸西戎，益國十二，開地千裏，而這完全得力於一個人的援助。那麼，一秦始皇的祖上是幹什麼的呢？他們抓住了怎樣的曆史機遇？是誰有這麼大的能耐，幫助秦穆公稱霸西戎？
複續贏氏祀 非子獲食邑
據曆史記載，在秦始皇繼位之前，秦國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從有確切時間記載的秦莊公開始到秦始皇嬴政繼位的時間將近六百年，而這六百年恰恰是中國的西周、東周時期。
在中國曆史上，從公元前11世紀的周武王滅商，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殺，這段時期被稱為西周。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到公元前256年被秦所滅，這段時期被稱為東周。
東周又分為春秋與戰國兩個時期。春秋時期一般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開始，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為止；周元王元年（前475）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為止是戰國時代。
周武王滅商之後，大封諸侯，但是，在周初分封的諸侯中，不見秦人的蹤跡。由此可知，西周初年的秦沒有諸侯的名分，隻不過是一個小族群。
到西周第八位天子周孝王時期，秦人的地位有了轉機。當時，秦人的首領是非子。非子很喜歡馬和其他牲畜，且善於養殖，他養的馬繁殖快，馬匹長得膘肥體壯。當地人把這一情況報告到周王那裏，周孝王召見了非子。於是，善搞養殖業的非子被派到汧（qiān，千）水與渭水之間主管馬匹，其業務精湛，頗受賞識，因此被封於秦（今甘肅隴西），並讓秦人“複續贏氏祀，號曰秦贏”，這是秦人得到采（cài，菜）邑的開始。
采邑是古代天子、諸侯封賜給所屬卿大夫世祿的封地，也稱食邑。而卿大夫因世代以采邑為食祿，故也用食邑代指卿大夫。這樣，非子成為秦贏的合法繼承人。
采邑隻是卿大夫的封地，還遠遠比不上諸侯的封地。因此，得到采邑的秦贏隻是一個卿大夫。
那麼，卿大夫與諸侯是什麼關係呢？
自周初開始，周天子把天下劃分為若幹領地（領主管理的土地），分給他的親屬、功臣，讓他們成為諸侯。諸侯要服從周天子的王命，定期朝貢述職；但是，在諸侯的領地中，他們又是世代相襲的最高統治者。諸侯在其國中又分封領地給卿大夫，卿大夫隻有領地，沒有政權。卿大夫的領地就是他們的采邑。
所以，卿大夫比諸侯的地位低，而且，卿大夫沒有國，即沒有政權。
由此可知，秦人最初比東方的諸侯如晉、齊、燕的地位要低得多。
盡管秦人地位比東方的諸侯地位要低，但憑借一技之長，總算是在以周天子為塔尖的金字塔政體中占據了一席之地。這意味著秦人踏出了從政的第一步，這一步至關重要。
周幽王烽火娛褒姒 秦襄公勤王封諸侯
秦人獲得封邑，是秦始皇家族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但是自此之後，秦始皇家族一直沒有太大的作為，直到西周王朝走向窮途末路之時，秦始皇家族才抓住了一個曆史機遇，為其發展奠定了基石。那麼這個曆史機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秦始皇家族又是如何把握這個曆史機遇的呢？
這兩個問卜題和西周王朝的衰敗密切相關。西周王朝公元前11世紀武王伐封建國，到周幽王時期亡國。秦國由卿大夫被提拔為諸侯，恰恰伴隨的是這場變化——周天子的地位在逐步下降，西周的王製在走向衰落。這一過程很漫長，在其間，有三位周王應當負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一位就是周厲王。
周厲王的失誤有兩點：一是與民爭利，二是壓製言論。
周厲王在位時期，不準“國人”（西周、春秋時期住在國都人的通稱。他們有戶口可以住在國都，具有公民權，可以從軍，充當基層官吏，參加祭祀；和“國人”對立的是“野人”。因此，“國人”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利用山林和水麵，把這些生產資料收歸國有。結果嚴重損害了“國人”的利益，引發了“國人”的強烈不滿。
麵對“國人”的憤懣，周厲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派了大量特工，監視“國人”，誰敢在背後議論，殺之無赦（以告，則殺之）。這導致“國人”見麵不敢打招呼，在路上碰見了熟人也隻能交換眼色（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見“白色恐怖”的嚴酷。
周厲王控製言論，短期之內產生兩種結果：
一是“其謗鮮矣”，二是“諸侯不朝”。周厲王本人還沾沾自喜地對他的大臣召公說：我能禁止他人說我的壞話了！（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他手下的大臣（召穆公）對厲王進諫說：堵住百姓的嘴不讓他說話，比堵住河水不讓它流淌的危害還要大。堵住河水不讓它流，最終會導致決堤，會傷害很多人，堵住百姓的嘴不讓他們說話，何嚐不是這樣呢（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有朝一日也會決堤的，恐怕那時悔改也來不及了。但是，周厲王還欣欣然地沉浸在短期政治高壓的效果中，對召穆公的諫言充耳不聞（王不聽）。
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內是沒有人敢講話了。不過，三年以後，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忍無可忍的“國人”，“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周厲王從鎬京（今陝西西安）出逃，流竄到了彘（今山西霍縣）。
周厲王從鎬京出逃時，他的太子靜藏在召穆公家裏，“國人聞之，乃圍之”。最後，召穆公沒有辦法，“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周厲王逃亡之後，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主持政事，史稱“共和行政”。這一年（共和元年，前841）成為中國曆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
又過了十四年（前828），周厲王死於流放地，太子靜被擁立為周宣王，召穆公、周定公交還政權（一說朝政由共（gōng，躬）伯和執掌。共伯和是西周時期的共國（今河南輝縣）君，周厲王出逃後，他受諸侯擁戴，代行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