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算
戰爭的最高指揮權毫無疑議一直是屬於國君的。傳說中國第一位世襲國君——開創夏朝的啟，在剛當上國君後，就發兵征討表示不服的有扈氏部落，在一個叫甘的地方舉行會戰時，啟發布“甘誓”，宣稱自己是代表上天實行討伐。從此以後，曆代國君、皇帝都沿襲夏啟的口吻，把自己宣布為是惟一的手握戰爭權力的上天代表。
大約從商朝開始，戰爭的策劃都習慣在國君祭祀祖先的祖廟大殿中進行，稱之為“廟算”。《孫子兵法》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而況於無算乎！”也就是說在進行戰爭前出土的戰國“杜虎符”先要在祖廟進行戰爭的推演，推演的結果是獲勝的，實際獲勝的可能性大，相反推演結果是失敗的，實際獲勝的可能性就小。廟算當然應該是國君主持的，但國君一個人是無法推演戰爭過程的，所以總得找些人來幫忙。這種參與戰爭策劃和指揮的大臣，在春秋時是各國執政的卿大夫，到戰國時就逐漸變成一些受到國君信任的職業官僚，包括了最高文官的相國和統稱為“尉”的武官。
廟算後征發、組編、調動軍隊的權力也是屬於國君的。大約從春秋末期開始，就出現了國君發兵專用的“虎符”。這是一種鑄成臥虎形狀青銅器具，可以分為左、右兩片，左麵的一片在任命軍隊指揮官時當場拆開交付執掌，右麵一片保存在國君的宮中。當要發兵時，國君就派出使者執虎符的右片到軍營傳達命令，指揮官必須嚴格核對虎符確實為原件無誤，然後執行調動出征的命令。這種虎符有的流傳至今，比如秦國的“新虎符”，上麵的銘文是：“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可見調動50人以上的軍事命令都必須由國王發布。除了虎符外，還有代表皇帝的“節”（8尺長的竹竿，竿頭裝飾有犛牛尾巴）、由皇帝發布的書麵軍事征調命令“檄”（刻在1尺2寸長的木簡上，緊急情況下插上羽毛，號“羽檄”）等調兵方式。
曆史上有很多關於調兵虎符的傳奇故事，最著名的就是戰國時“竊符救趙”的故事：長平大戰後，秦軍連續三年進攻趙國，並威脅各國不得援救趙國，魏國國君已派出晉鄙率領的10萬援軍，受到秦國威脅後趕緊命令晉鄙停駐觀望。魏國公子、信陵君魏無忌的姐姐嫁給了趙國公子——平原君趙勝，為此屢次建議魏王出兵援救，魏王都不同意。公元前257年魏無忌通過魏王的寵姬從魏王寢宮偷得虎符，帶了勇士朱亥等一批門客，到魏軍軍營，殺死懷疑他使命的晉鄙，奪過指揮權，迅速進軍，在邯鄲城下大敗秦軍。另一個曆史上有名的故事是西漢初年呂太後去世後，她的弟侄掌握政權，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準備發動政變消滅呂氏，可即使是最高武官周勃沒有虎符也沒有辦法進入北軍營壘、指揮調動北軍，後來為皇帝保管符節的紀通投靠周勃，周勃才得以以代表皇帝的“節”為掩護，假稱有皇帝命令進入北軍營壘，奪取北軍的指揮權。
這個辦法一直沿用到後代。唐朝為了避祖先李虎之名，將虎符改為“魚符”，改為以左半片留在朝廷，右半片交各地府兵指揮官執掌，而且由於朝廷機構的擴大，根據不同情況，左片有的是三片，有的是五片。不過到了749年府兵製已瓦解，明確規定停止使用魚符征調府兵。宋代隻有在宋仁宗時曾一度規定使用“銀牌”（上下兩片，有密押圖案）調兵。按照正常製度主要依靠書麵命令，並且配合使用虎豹形銅符、魚形木契作為調兵信物。《武經總要》明確規定發兵之類的機密事情必須有書麵文件，在未核對文件和銅符、木契就發兵的，都要處死。在著名的南宋高宗以12道“金牌”強迫命令嶽飛回師的故事，實際上“金牌”本身並不是調兵信物，隻是要求日行500裏傳遞中文件的標誌。少數民族皇朝如遼朝沿用魚符製度，金朝則有鹿符（中央調兵令牌）、虎符（地方軍區調兵令牌）。元朝雖然有銅虎符，號為“虎頭牌”，但主要已成為軍官的地位的象征，並非令牌。明清軍事調動主要依靠書麵文件，以印信文件為主，雖然有“信牌”，但隻是傳遞公文、表示官方身份的標誌，並不是調兵令牌。
春秋時期，國君一般都親自率軍出征作戰，有不少國君負傷、陣亡或被俘的記載。比如據《左傳》記載的就有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在進攻犬戎之戰中陣亡，公元前707年東周與鄭國縞葛之戰中，周桓王中箭負傷，公元前660年衛懿公在與狄軍作戰中被殺，公元前645年秦、晉韓原之戰中晉惠公因戰車陷入泥潭被俘，如此等等，不勝枚舉。以後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國君親自出戰的情況到了戰國時期就很少見，一般都是委派將軍到前線指揮，並授予將軍實現廟算所決定的戰略目標的全部臨戰指揮權，僅在和、戰等重大問題上才需要向國君請示。據《六韜》一書的說法，當時任命將軍的儀式非常隆重，國君要在太廟親自向將軍授予代表國君權威的斧鉞，並要說將軍持斧鉞自天到地都可製裁之類的套語，而將軍要向君王表示“軍不可從中禦”。戰爭結束後，將軍率軍回朝，交出指揮權。《孫子兵法》將此歸結為：“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孫臏兵法》更是將軍隊“不勝”的五個原因之首列為國王“禦將”。
將軍擁有指揮全權的情況在秦漢時期還有遺風，最著名的例子是漢文帝“細柳勞軍”的故事：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漢軍集結應戰。周亞夫率軍屯兵細柳，漢文帝前往慰問，不料軍營的門都尉不開營門，說：“將軍有命令：軍營中隻服從將軍命令，不接天子詔令。”漢文帝隻得派使者手持代表皇帝的“節”進軍營找周亞夫，周亞夫傳令打開營門，自己身披盔甲、手持兵器迎候，隻向漢文帝行軍禮，並要求車駕不得在軍營中急駛。漢文帝非但沒有因此怪罪周亞夫，還稱讚周亞夫是“真將軍”，其他四座任由車駕長驅直入的軍營隻是兒戲。不過從當時隨行的大臣都大驚失色的情況來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已經不再是被普遍接受的觀點。
隨著後世太多的將軍發動軍事政變篡奪政權的狀況出現，製度上不再允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相反強調的是在出兵後，皇帝仍然要通過種種辦法加以“遙製”，戰略的指揮權和戰場指揮權都力圖要保留在皇帝手裏。朝堂不僅要廟算，還需要進一步遙控指揮。朝廷裏開始出現皇帝周圍的一些親信組成的實施這種遙控指揮的小班子。西漢末期是以大將軍府來實施指揮的，到東漢時期是以皇帝周圍原來的秘書班子“尚書台”來實施，凡是受到皇帝信任的大臣就掛上“錄尚書事”的頭銜，參與軍國大事的決策。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變化，尚書台擴大為尚書省，尚書省下的兵部正式掌握承受皇帝命令、發布調兵指令、武官任免、軍隊編製等權力，而與尚書省並列的武官機構12衛大將軍府，則有組織訓練、出任戰地指揮等權力。不過因為尚書省是處在宰相領導之下，如果兵部權力過大也就是加強了宰相的權力，所以唐末五代時期又出現了樞密院機構，由皇帝的親信組成——開始時是由皇帝所親信的太監組成，以後才改為文官擔任——專門處理軍國重事，幫助皇帝實施軍事指揮，成為軍事統禦機構。樞密院的長官為樞密使，副手為樞密副使。
北宋正式建立與行政機構平級的軍事統禦機構——樞密院，與管理行政的中書省對等號為“二府”。樞密院長官開始稱樞密使、樞密副使，與宰相並稱“宰執”，以後為了防止權臣，改由其他官員來負責樞密院事務，號為“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樞密院的職責是輔佐皇帝實現對軍事指揮的控製，製定戰略方針，調度軍隊，選任指揮官，向前線指揮官發布實施戰役的指令。尚書省的兵部仍然保存，但隻負責執掌武官的人事、軍隊編製等具體事務，沒有調兵、指揮權力。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一般都是由文臣來擔任，間或有武官擔任的情況發生，但不是經常性的。比如狄青出任樞密使，遭到文臣的一致反對，即使是同情他的文官也建議朝廷為了狄青能夠“全節”還是撤了他為好，最後以狄青罷官了結。武官的最高機構“三衙”（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僅負責軍隊日常訓練，以及京師地區的日常警衛。
宋朝這套製度防止了權臣專政和軍閥擅權，保證了皇帝獨攬軍事大權，但是卻大大降低了軍事機器運轉效率。尤其是當時受人力、馬力接力傳遞文件的通訊條件的限製，指揮命令隻能以日行400—500裏的速度從朝廷傳遞到前線，一個來回就要十天半月，根本就無法對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作出反應，而宋代的皇帝們卻都熱衷於從皇宮深處“遙製”遠方軍隊。宋太宗以後不少皇帝都喜歡在軍隊出征前給將帥授“錦囊妙計”，強調作戰方略，特別是喜歡製作“陣圖”，要將帥們按圖部署軍隊投入戰鬥。如宋太宗發給前線將帥的陣圖號為“禦製平戎萬全陣圖”，宋朝廷內府還藏有不少類似的陣圖。以後的宋真宗、神宗等都是喜歡臨戰發圖進行指揮的皇帝。在作戰過程中皇帝也力圖控製戰場指揮，完全無視通信條件的限製，經常濫發“金字牌”的“禦前急件”。比如據史料記載，南宋初年軍情緊急，僅1134—1135年的五個月內，朝廷就發出“金字牌”文件1023封，平均每天6封半。當時戰場分布在四川到山東的廣大地區，文件來回一次要四十多天。真不知當時的前線將領見到這些過時指令作何感想。
少數民族皇朝統治時期也基本沿用宋朝的這套朝廷軍事統禦體製。遼、西夏、金、元也都建立樞密院，幫助皇帝進行軍事指揮，但和宋朝不一樣的是，這幾個少數民族皇朝常常在大戰區設置“行樞密院”作為中央派出機構進行指揮。朝廷對於戰區指揮官一般都授予指揮全權，並不進行經常性幹預。另外，這幾個朝代的樞密使幾乎是沒有漢族官員來擔任的。
明朝建立之初基本沿襲宋元製度，朝廷號稱三大府：管行政的中書省，管軍事的大都督府，管監察的禦史台。1380年廢除中書省，朝廷六部直屬皇帝；大都督府一拆為五，改為五軍都督府；禦史台改為都察院。開始時軍事統禦體係回到唐朝體製：兵部掌調兵權、武官人事等；五軍都督府管日常編製與訓練，前、後、左、右、中都督府各領若幹個地方都指揮使司的事務，分別與兵部平移公文。但是這種體製大大加強了皇帝的日常工作量：六個部、五個府都直接向皇帝彙報，聽取指示，更不要說朝廷還有大量的機構都要皇帝下指示。因此明成祖起就找一些文臣，給他們加上某某殿閣大學士頭銜，以便於他們出入宮廷，在皇宮內替皇帝閱讀文件，草擬“聖旨”。這些人因在宮殿“大內”辦公，因此稱之為“內閣學士”。以後內閣學士往往又兼任某部尚書，組成的工作班子就簡稱內閣。大學士、尤其是資格最老的大學士號為“首輔”，逐漸成為事實上的宰相。凡軍國大事內閣都要替皇帝處理，軍事決策、調兵權力實際上也由內閣掌控，在草擬指令後經皇帝批準下達兵部。從大學士名稱來看自然應該是由文官擔任的職務，明朝從沒有一個武官入閣。和宋朝一樣，文官實際上往往不懂軍事，對於遙遠的作戰地區情況也很少有切身的體會，所以為皇帝草擬的一般總是被皇帝批準的軍事指令大多是外行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