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文章寫得好，思想也常能出新，有誌於矯世變俗，為此他曾上萬言書，內容大致為：如今天下財力日益匱乏，民風民俗也日趨敗壞，原因就在於朝廷沒有建立法度，沒有實行王安石先王的政策。實行先王的政策，就是實行先王政策的思想，那麼我們實行變法改革就不至於驚世駭俗了。我懇請陛下能廢除那些因循守舊的弊政，實行新法以跟上時代的變化。以後王安石登上相位實行的新法，思想依據都源於此書。
不久，王安石入直集賢院，在此以前，他一直拒絕做官，士大夫們以為他無意仕途，都想結識他，朝廷每次想要給他官做，也都擔心他不接受。入直集賢院的第二年，朝廷任他做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又推辭了許多天才肯接受。不久，朝廷命王安石掌知製誥一職，負責糾察在京城中的所有刑獄，這以後他才不再辭官了。在此期間，他接手一個案子，一個少年得到一隻鬥鶉，被他同伴搶去，這個少年情急之下殺死了這個同伴。開封府判處這個少年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說：“按照法律，這個被殺的人因為少年不給他鬥鶉就動手搶去，屬於強盜行為，少年追上去把他殺死，屬於捕盜行為，因此即使死了人也不應判少年的罪。”王安石據此糾劾府司失職，府官不服，提出上訴，結果審刑、大理都認為府官判斷的對，朝廷讓王安石道歉，王安石認為自己無罪，堅決不肯。當時又有詔令說舍人院不能申請塗改文字，王安石爭辯說：“如果像這樣審理的話，那麼舍人就不能再實行他的職權了，一切都得聽從大臣的意思去做，立法不應該這樣。如今懦弱的大臣不敢堅守陛下的法度，有權勢的大臣則拿陛下的旨意任意下達命令，諫官、禦史都不敢違逆這些大臣的意思，這種狀況，實在令臣憂慮恐懼。”這番話語都是針對執政大臣而言的，王安石由此得罪了權貴，正趕上為母守喪，王安石辭官，整個英宗朝，王安石雖幾次被召用，但屢辭不就。
什麼叫新學
新學，也稱荊公新學。王安石於慶曆二年（1042）進士及第後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的三年時間裏，著有《淮南雜說》一書史稱“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著《雜說》數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郡齋讀書誌》卷四下《王介甫臨川集》）。這句評價已把王安石的《淮南雜說》與一代大儒孟子相提並論了。這是王安石創立“新學”的開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間，王安石居喪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在那裏聚徒講學。後來推行新政時，王安石與呂惠卿、王雱等人重新訓釋《詩》、《書》、《周禮》，先儒們所做的傳注一概廢而不用，終於在熙寧八年（1075）完成了《三經新義》，這部《三經新義》在學官中頌行，學官和士子們為了登科都不敢不用。《三經新義》的頒行標誌著王安石學派的完成，當時稱為新學，從此新學大行，不久即成為宋學中的最大學派。王安石後來被封荊國公，史稱王荊公，因此他的新學也稱荊公新學。
沈遘、沈遼、沈括各有什麼特長
沈遘、沈遼與沈括被合稱為“沈氏三先生”。
沈遘（1028～1067），字文通，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他為人博學通達，善於吏治，所到之處，令行禁止。百姓有因為貧窮而不能給親人下葬的，沈遘給他們公錢辦理喪事。他還幫幾百個孤苦零丁的女子找了婆家，如果有人逼良家子弟作了倡優，沈遘就會派人把這些良家子弟奪回來，再還給他們的父母。沈遘待手下人十分仁慈，這些手下都願意竭盡全力為他做事，閭巷裏的是是非非，無論事情大小都能被沈遘的人了解到，所以一旦有案子出現，沈遘往往能當機立斷。
沈遼（1032～1085），是沈遘的弟弟。沈遼在年幼時就挺拔不群，長大後愛好讀書，並廣泛結交朋友，為人不喜進取傲睨一世。他的文章自成一家，誌趣高遠，不同流俗。王安石過去很賞識他，曾給他寫過一首詩，其中有“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兩句，表達了對沈遼詩風的讚賞。後來，王安石執政推行新法，沈遼與王安石意見相左，友情就日益生疏了。
沈遼在做地方官時，留連山水，更加傲睨人世，曾在齊山上建了房子。並起名“雲巢”，許多好事的人都去遊玩過。到了晚年，沈遼對自己不羈的生平很是後悔，改去了年輕時的所有陋習，杜門謝客，就連筆硯也終日染上灰塵。偶爾，沈遼還會作篇文章，雄奇峭麗，人們評價很高，但更善於寫詩，當時曾鞏、蘇軾、黃庭堅都與他唱酬往來。
沈括（1031～1095），是沈遘的堂弟。多年輾轉四方，擔任地方低級官吏。雖然職位低微，沈括還是取得了令人稱讚的政績。在沭陽主簿任上，沈括整治了該縣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促進了當地農業生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