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1062），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天聖（1023）進士。他早年因父母老邁堅決不做官，等父母去世後才出任地方官。先後做過三司戶部副使、天章閣待製、知諫院、龍圖閣直學士，又知江寧（今江蘇南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等職。特別是在開封府任職時，他執法嚴峻、平冤獄、抑豪強，當時的貴戚宦官對他無不憚懼，把他比作“閻羅”，在京城內傳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老百姓也稱讚他的清廉，連婦女和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稱他為“包待製”。
包拯是封建社會中有名的清官，他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史書也多有記載。他在做天長縣（今安徽天長）知縣時，有一個人前來告狀，說自己家養的牛被人偷割了舌頭。包拯說：“你隻管回去，把牛殺了吃。”時隔不久，又有一人前來告狀，說牛的主人在家私自殺牛，包拯說：“為什麼割斷了牛的舌頭又來告牛主人的狀呢？”這個盜賊聽了這話非常驚訝又十分歎服。
包拯雖做了大官，但衣服、日用、飲食和平民時一樣簡樸，為官也清廉。他在端州（今廣東高要）為官，端硯非常有名，以前的官員往往借向朝廷貢奉之機向民間搜刮十倍於進貢所需的硯台，以便拿去巴結權貴，然而包拯除了完成進貢數目外，再無所取。他在臨死前交待後人說：“後世子孫當官者，如果貪贓犯罪，不能讓他回本家來；他死後也不允許把他埋進祖宗的墳地。如果有人不按我的意願做，那麼他就不是我的子孫。”從這裏可見其為人，“閻羅包老”的稱呼還是較為恰當的。
唐介因何被士大夫讚為“真禦史”
唐介（1010～1069），字子方，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他小時候家裏很窮，有人借錢給他賭博，他沒要。擢第以後，曆任平江令、殿中侍禦史、天章閣待製、知諫院、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參知政事等職。他為人正直敢言，許多人都很怕他，每當他論及官吏缺失的時候，其他官員都安靜地望著他，看他的風彩。在他任殿中侍禦史一職的時候，啟聖院製造了一輛龍鳳車，皇宮大內拿出珠寶玉石給車子做修飾之物。唐介知道後說：“這是太宗神禦所在之處，不可喧鬧褻瀆它；後宮裏這些奇珍異寶浮靡的東西，不應該超過規定限製。”因此，給龍鳳車加修飾的詔書立即被廢除，官員張堯佐一下子被授予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唐介與包拯、吳奎等據理力爭，又請中丞王舉正留文武百官在朝廷上論爭，張堯佐終於被罷去二使。不久，張堯佐再次被授予宣徽使、知河陽縣。唐介知道這個消息後，對其他官員說：“這是要給張堯佐宣徽使一職，卻假以河陽令作為名目罷了。”在其他官員都不出來反對的情況下，唐介挺身而出，一人抗議。宋仁宗不聽，並告訴他說：“這是中書省的任命。”於是，唐介轉而彈劾宰相文彥博，說文彥博未做宰相之前每天拿金銀珠寶，通過太監送到後宮嬪妃手中，以求執政；現在他這麼重用張堯佐，更是為了加強自己的勢力，請皇上罷免文彥博而重用富弼為宰相。同時，諫官吳奎也彈劾文彥博，話語非常懇切率直。仁宗聽了大怒，將唐介的奏折未看退回，並說打算將唐介貶往遠地。唐介不但不懼反而說道：“臣忠心耿耿，義憤所激，就是被鼎鑊煮了也不怕，難道還會對被貶有所推辭嗎？”仁宗急忙召集人告訴唐介說：“你直言論事是你的職責，但你說文彥博是借助嬪妃的關係做了宰相，這從何說起呢？宰相的任用是有司決定的，你怎麼能幹預？”當時文彥博也在眼前，唐介責問他說：“文彥博應該自己反省，如果有這樣的事，不可隱瞞。”結果文彥博磕頭謝罪不已，仁宗怒氣更盛，貶唐介為春州（今廣東陽春）別駕，王舉正為他說情，仁宗第二天命改置英州（今廣東英德），並罷去文彥博相位，吳奎也得到重用。仁宗又擔心唐介在路上死去，自己會擔上殺直臣的罪名，就命中使護從唐介去英州。因為這件事，朝野都稱讚唐介的直名，梅堯臣、李師中還專門做詩來讚美他，由此唐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說到真禦史，一定說“唐子方”，而不敢稱“唐介”這一名字。
歐陽修在史學、文學等方麵有何貢獻
歐陽修在從政方麵有很多建樹，但他在史學、文學兩方麵做出的貢獻更大。
宋朝自建立以來，已有近百年的曆史，然而文章體式仍舊延續著五代時的風氣。這種五代餘習的顯著特點就是：精雕細刻，講究對仗、對偶，文風綺靡不振。受這種風氣影響，士子們做出來的文章都詞氣卑弱。蘇舜元、蘇舜欽、柳開、穆修等人都有心改變這種風氣來振作士氣，但是成就都不大。嘉佑二年（1057），歐陽修以翰林學士奉召知貢舉，當時的士子們依舊崇尚五代這種險怪奇澀的文章，並把這種文章風格稱為“太學體”，歐陽修對這種文風堅決予以痛斥和壓製，凡是做“太學體”這種文章的士子，都被罷黜。事後，先前那些氣焰囂張的輕薄之徒在歐陽修出來的時候，圍住歐陽修的馬頭聚眾鬧事，結果就連街上巡邏的吏卒也無法平息這種騷亂。盡管如此，“太學體”還是被抵製下去了，五代以來的文風由此發生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