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韓琦又指出要對外平定四方，首先必須治國安邦。而當時由於實行新政，主張新政的一派認為要從根本上治國，首先就是要聚斂財物，在百姓中大量征兵。這一錯誤的認識導致新政派采取的措施不當，實行青苗法、募役法，並且經常更改具體施行辦法，讓農民無心耕種，商人無法經商，連官吏都茫然不知所措，舉國上下怨聲載道。韓琦指出造成這種結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新政派的錯誤主張。
這樣韓琦從兩個方麵指出了契丹求割地的兩個原因：一是朝廷做事使契丹產生疑慮；二是新政使宋朝人心動搖，怨聲載道，以致不能齊心對外。
同時，韓琦在奏疏最後提出了應對契丹的策略。他認為應當派使者到契丹，詳細說明朝廷所做的事都屬於治理國家的正常舉措，並沒有別的意圖；邊界仍按以前的約定不變；勸說契丹不要再生事端，別破壞了兩國的友好關係。
當然，以上隻是韓琦提出的權宜之計。他認為從長遠來看，應該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愛惜民力，任用賢能之人，遠離奸邪小人，這樣定會使百姓順服，邊地軍備充足。如果敵國毀約，宋朝也可憑借強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收複失地。這也是韓琦在邊境防禦問題上“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思想的集中體現。
在處理宋與契丹關係上，富弼有何重要貢獻
富弼（1004～1083），字彥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是晏殊的女婿。仁宗時製科出身，任將作臨丞，逐漸升直集賢院、開封府推官，知諫院。慶曆二年（1042），升為知製誥，糾察在京刑獄。曾與範仲淹一起推行“慶曆新政”，但因怕流言中傷，主動請求安撫河北。後來，富弼與文彥博同時拜相。英宗時，富弼為樞密使，封祁國公，又進封鄭國公，因與王安石不和，出知河南，辭職後仍關心朝廷大事。
富弼曾奉使幾次出使契丹，在處理宋與契丹的關係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彥博仁宗時，契丹在宋朝邊境上駐紮軍隊，並派使臣蕭英、劉六符到宋朝，請求割關南十縣土地給契丹。宋朝廷中無人願意接見契丹使臣，這時呂夷簡就舉薦說富弼可以擔當此任。在接見中，富弼與契丹使臣蕭英開懷暢談，蕭英很高興，就偷偷地將契丹主想要什麼告訴了富弼，並對富弼說：“如果宋朝廷認為可以，就答應，如果認為不行，就可以另用別的辦法搪塞過去”。富弼把這些話詳細上報仁宗，仁宗隻允許增加給契丹的歲幣，並與契丹聯姻。
後來，富弼奉旨出使契丹。在麵見契丹主時，他詢問契丹要求割關南土地的原因。契丹主說是因為宋朝違反兩國約定，堵塞雁門關，增加堤防的蓄水量，修治護城壕，增加軍隊人數。契丹還狂妄地說，“如果契丹請求割地不成功，就要舉兵南下，攻打宋朝。”富弼也毫不示弱地回應說：“當初的澶淵之役，如果不是宋朝放過契丹軍，那麼契丹士兵就不會有活著回去的。現在宋朝有廣闊的土地，數百萬人的軍隊，並且朝廷法令嚴明，萬眾一心。如果契丹再要攻打宋朝，勝算的可能性很小，即便僥幸取勝，也會傷亡慘重。還不如兩國繼續保持友好關係，宋朝每年送歲幣給契丹。”契丹主聽後，點頭稱是。富弼還向契丹主解釋了宋朝堵塞雁門關，是為了防禦元昊；修治護城壕，補充軍隊缺員等都屬於國家的正常建設，沒有違背兩國約定。
第二天，契丹主邀請富弼一同打獵，又提及割地的事。富弼反複陳述說這樣不行，又說：“契丹如果以得到關南土地為榮，那麼宋朝一定會認為割讓關南土地給契丹是一種恥辱，兩國既然是友好國家，哪能讓一國光榮，另一國受侮辱呢？”契丹主聽後很受感動。
等到富弼再一次出使契丹時，契丹主答應宋朝增加給契丹的歲幣，不再提割地的事。但宋朝向契丹送歲幣必須說“獻”或“納”，富弼聽後非常氣憤，據理力爭，堅決反對。盡管最終宋朝還是用了“納”字，但富弼當時的做法還是維護了國家的尊嚴，不辱使命。
富弼幾次出使契丹勸和，避免了戰爭的爆發，在維持宋與契丹友好關係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為什麼說文彥博曆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
文彥博（1000～1092），字寬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天聖年間進士，始任翼城知縣，後來升為殿中侍禦史。因為鎮壓貝州王則起義，當上宰相。任相期間，與龐籍商議裁減冗兵之事，卓有成效。又先後出製河南、大名、太原等州府，封潞國公。英宗時，任樞密使。神宗時，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判河陽。文彥博在職有五十年，曆任四朝，很有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