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如荼的農民暴動使明朝官府上下驚慌失措，正如楊鶴所言，當時最簡單而有效的解決辦法便是賑濟饑民，安置複業，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動隊伍。崇禎皇帝也明白這是確保其皇位的良策，但是安撫措施需要財力支持。經過再三考慮，崇禎帝痛下決心，才拿出10萬兩帑銀救助災民。而這點錢對於陝西大批饑民來講，猶如杯水車薪。所救不及1／10。當時就有官員在上疏中算了一筆賬：如果按一人一金（一兩銀子）分配的話，10萬金隻可救活10萬人。而按照當時的糧食價格，也隻夠50天之用。“十萬金果足乎？”因而請求繼續賑濟。可是朱由檢卻斷然拒絕了繼續安撫的建議，力主嚴加圍剿“叛民”。據史書載，朱由檢愛財及慳吝的作風與萬曆皇帝頗為相似，“征榷之使，急於星火；搜刮之命，多如牛毛”。他對於官員的考核完全依據催征錢糧的數量，對於民間疾苦充耳不聞。甚至在兵餉短缺之時，朱由檢也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
與崇禎帝相似，絕大多數財大氣粗的王公貴族均是“舍命不舍財”的守財奴。如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居住於古城洛陽，莊田麵積廣袤，金銀珠寶無數，“富實逾於天府”，是當時天下最富有的宗室藩王之一。但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南遭受罕見饑荒的時候，他竟然置周圍百姓生死於不顧，分文不出，不賑一錢。就連前來增援的官軍都切齒痛恨，他們罵道：“王府金錢百萬，饜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乎！”心懷不滿的官軍自然沒有多大的戰鬥力，起義軍很快便攻下了洛陽，朱常洵猶如甕中之鱉。李自成高坐殿堂之上，大加痛斥：“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真守財奴也。”痛杖之後，將朱常洵梟首示眾。其財產成為起義軍的戰利品。起義軍大賑饑民，周圍平民欣喜若狂，從者如流。
楚王朱華奎的鄙吝與朱常洵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當張獻忠起義軍兵臨武昌城下時，守備官員準備募兵守城，但府庫空虛。而分封在此的朱華奎號稱“積金數百萬”，富冠一時。守備長官跪請貸金以餉軍，朱華奎實在無法推托，急中生智。命仆人取出一把當年朱元璋分封楚王時賞賜的金裹交椅，裝腔作勢道：“惟此可佐軍需，他無有矣。”眼見這種光景，武昌城的三司長官徹底絕望了，隻好痛哭失聲，揮淚奔出楚王府。張獻忠起義軍輕而易舉地拿下了武昌城，朱華奎在劫難逃，被沉入江中淹死。得勝的義軍搜出楚王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張獻忠不禁譏笑道：“有如此貲財而不設守，朱胡子（朱華奎諢名）真庸兒！”
福王與楚王的表現並非極端的特例，而是代表了一個極具普遍性的問題。《綏寇紀略》的作者、明末著名文人吳偉業在追思亡國之痛時，對崇禎皇帝的慳吝頗有微詞，他引用鄒漪之言道：“懷宗皇帝（即朱由檢）英明勤儉，不可謂非令主，乃其受病，獨在慎惜金錢。”接著，他強烈指責諸位宗室親王的貪鄙昏庸：除福王與楚王外，秦王府錦緞充斥，但在天寒地凍之時，竟不肯舍出一件棉衣；成都太守吳繼善請求蜀王出借帑銀充兵餉，以加強防禦力量，散發倉庫多得發黴的糧食，賑濟饑民等等，均遭蜀王的拒絕。他們最後死於非命，實為罪有應得。隻有封地在開封的周王朱恭枵捐銀120萬兩，懸賞擊殺義軍之人，大批亡命之徒加入到守城的行列，使開封城成為負隅頑抗的典型，李自成義軍三次大規模攻城均未奏效。由此，吳偉業感喟道：“嗚呼！隻坐一慳，遂成胥溺，有國有天下莫不皆然。”
在北京城受圍之時，崇禎帝聲稱皇宮中已無帑銀，無錢可捐作軍需。因而，他催逼勳戚、太監、文武百官出錢助餉。這些平時依靠貪汙賄賂大飽私囊的朝廷大員也同樣個個叫苦裝窮，上演了一幕幕可笑可歎的滑稽劇。見文武大臣都以沉默相抗拒，朱由檢隻好暗地裏求助於自己的嶽丈周奎，密諭其率先納銀12萬兩，以作表率。不料，周奎並不領情，宣稱：“老臣安得多金？”死活不肯多交，最多拿出1萬兩。崇禎嫌太少，周奎竟放出殺手鐧，到宮中向女兒周皇後求助，周皇後暗地派人送來5000兩，惜財如命的周奎反而扣下其中3000兩，上交2000兩。難道這位皇親國戚真的囊中羞澀嗎？其實不然，起義軍攻破北京後，在其家中抄出現銀53萬兩，另有珍幣數十萬。國丈如此，其他的勳戚、貴官自然爭先仿效，隻有太康伯張國紀拿出2萬兩，崇禎感動異常，當即晉封其侯爵。此外，明朝宦官的專權與豪富是盡人皆知的，但聞說捐銀，都裝出一副“苦難深重”的模樣。當時最有錢的內官王之心也僅獻出1萬兩，後在起義軍重刑追贓時，他竟吐出現銀15萬兩，其他金銀細軟的價值則與此相當。其餘太監甚至拿出珍玩與房屋緊急“義賣”，顯示自己已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總之，崇禎皇帝親自主持的捐銀助餉活動成效極不理想，隻得到銀兩二十多萬，這點銀兩如何挽救明朝防線的全麵崩潰？起義軍進入北京後，大搞追贓助餉，用重刑對付這些“要錢不要命”的達官貴人，結果追出銀兩七千多萬兩，兩相比較之懸殊，真令人浩歎！從這一點來看，明王朝在起義軍未至之時，其內部已處於癱瘓潰爛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