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璐
《白壽彝畫傳》就要問世了。至德兄一定要我寫一篇序，是的，關於白先生，對於這本畫傳，我的確有一些話要說。用畫傳的形式紀念壽彝先生，是很恰當的。照片把許多珍貴的曆史瞬間留了下來，現在配以文字，展現在讀者麵前，這比單純的語言敘述更直觀、更生動，可以讓後人對一代學術巨人有更直觀、更感性的了解，可以引發人們的許多聯想和補充。但是，我想至今人類還沒有發明一種立體、全麵、窮盡再現曆史的方法，所以至今我們所能見到的曆史都是片段或梗概。對於一個人也是如此，無論用什麼形式，都難以再現他的全部，他的所有經曆，他在彼時彼地的想法、感情，特別是像壽彝先生這樣的大家。有什麼辦法呢？對前人，我們所能了解到的隻能是經過後人概括提煉的一點精華。這對於許多人來說已經足夠，甚至已經過於奢侈了，而對於像壽彝先生這樣豐富的人生，卻隻能讓人感到永不滿足，永留遺憾。
先生早已桃李滿天下，其學術成就、人品風範已有及門的學長們寫出了許多感人的篇章，無容我置喙。我並沒有聽過白先生的課，也無緣入室，時隨座右。但我卻私下始終把先生視為親授的老師。一是先生是我的恩師陸宗達（穎明）先生的摯友，而他們二位的為人、風格又頗為相似。在穎明先生麵前如何隨便，在白先生那裏同樣可以無拘無束、無所顧忌。二是對曆史學的濃厚興趣曾經促使我去讀先生的著作，如“文革”前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一些文章和“文革”後才讀到的《中國伊斯蘭史存稿》等。讀其書則如聆其教啊！三是20世紀60年代我參加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編寫時，曾就曆史分期和對一些曆史人物評價問題造府請益。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非但不把一個24歲的小青年拒之門外，反而熱情指點，不厭其詳，實與對“出自我門下”者無異。其時先生之情、之教對我此後教學生涯中對待學生是永難磨滅的提示。四是先生於1988年從全國人大常委的職位上退下來，我恰好於此年進入常委會，頗似“接班”，曾為在常委會裏如何工作去請教，情景亦如師授，搜索記憶的庫存，還可以列出許多珍貴的片段，可是以上幾件事或已經可以說明先生之於我，幾近親炙了吧，所以多年來我一直以“私淑”自視。我在這裏就私自從這個角度記下我的思念。
先生晚年患有嚴重的白內障，連行路也需人攙扶，閱報，則隻能由助手讀。但他主編卷帙浩瀚的《中國通史》的工作一刻也沒有停。這需要怎樣的執著，怎樣的毅力啊！每當我在會上或路上遇到先生，隻要“白先生”三個字一出口，先生馬上就能聽出是我，接著是典型的開封腔：“許嘉璐！……”每當此時，我就想能為先生做點什麼。現在回想起來，實在做得太少。這也是我的一種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我還常常把眼前這位精神矍鑠的慈善老人跟80多年前黃河岸邊的一個瘦弱好學的回族少年聯係起來。想象他年輕時為了求得學問和真理，頻繁地往返於上海和河南之間的情景，猜想他是怎樣度過曲折勤奮的一生。先生一生質樸，從衣著生活到為人治學，樸實得就像他那“原裝”的開封話。如果從其外表看，真難把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大爺”跟學術大師，跟80多年前那個風華正茂的少年聯係起來。
從先生極易聯想到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年輕時屋裏缺食少衣，門外兵荒馬亂，心裏種下的是傳統儒學的種子，麵前擺著的是許多條可供選擇的路；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屑於飛黃騰達，卻走上了在當時最為艱難困苦的救國救民之路，最後和中國共產黨走到了一起，有的也成為先鋒隊的一員，例如白先生。在先生90大壽時，我曾說過，像先生這樣的前輩，每個人都是一本大書，一本永遠讀不完的大書，我們應該好好閱讀。在說這些話時，我正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在上一次世紀之交，國運衰敗到了極點，社會思想混亂也到了極點，但是就是這樣的環境卻造就了一大批大師級的學者。為什麼他們或是操槍或是秉筆，步上的都是為理想、為民族解放而奮鬥的路，而且走得那樣踏實而紮實？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與人類最先進的思想間有著哪些“潛通”之處？與此相對照的是，我們這一代盡管也曾遇到過坎坷，但就其總況說，要比前輩們幸運得多，“舒服”得多了，而實際的成果怎樣？踏實麼？紮實麼？這又是為什麼？這是需要從曆史、社會、文化、政治等多種角度認真分析研究的。這是一種曆史現象，一種文化現象，是我們的一筆豐厚的遺產，肯定可以對我們今後的學術發展起到昭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