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宦官的較量中，竇武與黨人們占有壓倒性優勢：黨人居朝廷的文武要職，控製著首都地區的軍隊和禁衛軍；宦官弄權多年，作惡多端，積怨甚深，而黨人們得到輿論的支持；皇帝為竇氏所立，對竇武有好感，又來自外藩，與宦官沒有聯係。但結果卻是黨人們的慘敗，這隻能證明他們的無能。
從當年年初，竇武與陳蕃就開始做人事部署，要誅殺曹節、王甫等宦官的輿論已經造得“天下雄俊”都知道了，可是直到五月才找了兩名中常侍開刀，又拖到八月才準備逮捕曹節、王甫。在這樣的對手麵前，即使不出現竇章奏章泄漏的偶然事件，宦官們也會有充分的對抗時機，無怪乎能在一夜之間反敗為勝。竇武遲遲不動手的主要原因是他過於重視女兒竇太後的作用，必定要等待太後的同意，偏偏這位女主在曹節、王甫的奉承下，對他們十分信任，一直不批準將他們法辦。可以想象，即使竇武的奏章送到了太後手中，她也未必會立即采取行動。竇武既沒有將太後與宦官隔離，也沒有對太後與小皇帝實行保護，結果讓宦官輕易地劫持，成了他們假傳聖旨的工具。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上了逮捕曹節等的奏章後，竇武安心地回家休假了，而由黨人指揮的禁衛軍事先居然毫無準備，臨時召集的數千軍人不堪一擊。
這一係列錯誤的步驟當然不是竇武一個人的責任，但恰恰暴露了黨人們的致命弱點：誌大才疏，言行脫節。他們是言論的巨人，卻是行動的矮子；他們追求的與其說是政治鬥爭的勝利，還不如說是個人價值的體現。就拿黨人的另一位領袖、這次行動的具體策劃者陳蕃來說。他的嫉惡如仇、直言極諫、臨危不懼、不計私利（如多次冒死營救受迫害者，拒不接受封邑）不愧是道德的典範，而政治技巧和鬥爭策略卻乏善可陳。陳蕃少年時的一件事曾傳為佳話，正好說明了他從小就存在的片麵性。他15歲時獨居一室，父親的朋友來看他時，見屋子裏又髒又亂，就問：“客人來了，小朋友為什麼不打掃一下？”他回答：“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其實，掃除天下與打掃屋子是並行不悖的，能打掃屋子的人未必就不能掃除天下。相反，連屋子都不願掃或掃不幹淨的人，又怎能掃除天下？不幸的是，陳蕃這樣的人在黨人中並非少數。
黨人們的嫉惡如仇，如果隻是見於言論，即使過分一些也不至於有嚴重後果，但不少人是實權在握的官員，當然要付諸行動。而這些措施往往失去理智，以毒攻毒，或者違反了當時的法律，不僅無謂地激化了矛盾，而且授人以柄。像李膺不顧赦令已經頒布，殺了張成之子；岑晊為了讓太守成瑨立威，拿不法富商張汛開刀。在赦令下達後不僅仍然殺了張汛，還殺了他的“宗族賓客”二百餘人；賈彪當縣長時，為了製止窮人殺嬰，規定對殺嬰者與殺人犯一樣定罪；竇武的奏章中不僅建議殺曹節、王甫，還計劃將其他宦官一網打盡；如此之類，都已超過了理性的限度，將中間勢力推向敵方，當然會把自己置於絕境。聯係到一些黨人的矯揉造作，我們不能不懷疑這些極端做法有嘩眾取寵的動機。
黨人們的名士架子在相互標榜中越擺越大，並且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公然用之於官場政壇。範滂出任陳蕃的下屬，按照公務禮節晉見，陳蕃沒有加以製止，範滂竟表示憤慨，馬上扔掉官笏辭職。陳蕃向他道歉，也沒有使他回心轉意。範滂連與陳蕃都無法共事，並且隻是為了君主出遊毫無道理又微不足道的原因，又怎麼能實現自己的“澄清天下之誌”呢？其他黨人也往往在官方征召時多次推辭，擺足架子（最後大多還是當了官），或者當了官後動不動就掛冠而去。顯然他們考慮更多的是自己的聲望，而不是社會的需要和其他人的利益。正因為如此，張儉依靠自己的“名行”，在逃亡中“望門投止”，讓素不相識的人為他提供救援，卻不顧許多人因他而被殺，“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的嚴重後果，心安理得地在塞外避過風險，晚年還“不得已”接受曹操的征召，以84歲高齡壽終正寢。
在這場政治迫害中，黨人的另一位領袖、與李膺齊名並備受讚譽的郭太（林宗）卻能安然無恙，繼續閉門教授上千弟子，看來似乎是奇跡，其實倒很說明問題。郭太雖然“名震京師”，但他認為漢朝已到了“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的程度，拒絕出仕。他有自己的見解，但不發表“危言核論”，不對宦官作無謂的刺激。竇武等被殺後，他“哭於野，慟”，表達了自己極度的悲哀，卻沒有與朝廷作公開的對抗。《後漢書》列傳中還記錄了不少生動的事例，突出地說明了他待人接物的原則性與靈活性，在獎掖引導士人時，也不排斥有缺點錯誤的人。可見，清濁善惡並不像多數黨人說的那樣絕對，對宦官和邪惡勢力也不必事事對著幹，更沒有必要作無謂的挑戰。李膺等的供詞曾牽涉到不少宦官子弟，並引起宦官的恐慌，說明宦官們也不是不想巴結黨人。如果像郭太一樣處理得當，至少可以起到分化作用。可惜的是，像郭太這樣的人在黨人中實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