禦史大夫相當於副丞相，是文職官員中僅次於丞相的高官，牧羊出身的一介平民在和平時期能獲得如此寵幸，實在是罕見的際遇，這是卜式人生的巔峰。到了這一地步，他不得不介入朝廷政務，與武帝的主張相左就在所難免了。卜式發現各地對實行鹽鐵專賣都不滿意，官造的鐵器質次價高，卻硬性配給，強令百姓購買。對商船征稅後，商人減少，商品漲價。完全不懂官場規矩的卜式，不像其他大臣那樣總是為現行政策歌功頌德，向武帝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引起武帝不悅。加上武帝正忙於籌備封禪大典，應該負有重要責任的這位禦史大夫卻沒有什麼文化，更不懂禮儀，所以不到一年，卜式就被降職為太子太傅，理論上是太子的老師，實際是可有可無的閑職，但卜式有機會還是要說話。自從桑弘羊主管財政和商業後，大力推行均輸平準等政策，成績顯著，博得武帝的嘉獎。那年出現小旱，武帝命令百官求雨，卜式上書：“朝廷的開支應該依靠百姓的租稅，現在桑弘羊讓官吏坐在市場上，販賣貨物求利，實在太不像話。將桑弘羊下油鍋烹了，天就會下雨。”這當然動搖不了桑弘羊的地位，他最終被提升為禦史大夫。但武帝對卜式還是優容的，使他得以善終。
對卜式致富的原因，史書中沒有更詳細的記載，不過可以肯定不是靠種田，而是靠牧羊。但一般的牧羊也不可能使他積累如此多的財產，看來他必定是一位養羊專家，或者是兼營商業，最大的可能還是兩者兼而有之。卜式的可貴之處，一是忠君愛國。他一次次捐獻財物，甚至準備上前線作戰，卻毫無個人動機，即使一時不為朝廷所理解也一如既往。在擔任高官後，他絲毫沒有考慮到如何保住爵祿，也不管向武帝進逆耳的忠言會帶來什麼後果，直截了當地反映百姓的意見。要是當時的大臣都如此，武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或許不會持續那麼多年。他的另一可貴之處，是對國家機構職能的正確理解，不但通過牧羊悟到治民之道，而且反對官商合一。顯然他主張朝廷隻管征收賦稅，讓百姓合法地經商發財，但發了財的人也應該像他一樣，主動為國家著想。
如果商人或發了財的人都像卜式那樣，或許根本不需要武帝時出籠的一係列對付商人的政策，可惜卜式是絕無僅有的典型。而漢朝的商人中，像司馬遷所稱道的那些富有“誠壹”精神和開拓意識的商人隻是極少數。其實任何一個朝代都是如此，製定政策的基礎是為了大多數普通商人，其中自然不乏大大小小的奸商、官商和半官商。
司馬遷對貨殖的熱情謳歌在當時並沒有產生什麼反響。就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頒布了“算緡”和“告緡”令，對商人實行全麵管製和搜括。所謂“算緡”，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麵：凡是商人和從事物品製造、借貸、買賣、出租房屋供商業活動、儲存貨物以及其他商業行為的人，無論是否有市籍，先自己估計營業收入，按2000錢一算（120錢，稅率為3％）的比例納稅；從事金屬冶煉等手工業、囤積和販賣有關貨物的人，其營業額按每4000錢一算的比例征收。除了官吏、三老、北方邊疆地區的甲士以外，其他人所有的自用軺車（小車），每輛征收一算；商人的軺車每輛征收二算；船身長五丈以上的每條征收一算。不主動申報的或申報不實的罰戍邊一年，財產沒收。又重申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不得占有土地，違者沒收。為了鼓勵檢舉揭發，規定將被檢舉者所沒收財產的一半作為對檢舉者的獎勵，這就是“告緡”。六年，武帝任命楊可主管全國的“告緡”，並將反對此舉的右內史（首都特區長官）義縱以“廢格沮事”（抵製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公開處死。從此，“告緡”之風遍及全國，到元鼎二年（前115年）就取得輝煌戰果：由於發動充分，檢舉揭發者積極性高，使朝廷沒收了成億財物、上萬的奴婢；各縣沒收的田地多者數百頃，少者百餘頃，住宅也數以百計；中產以上大多破產，而國庫卻一下子充實了。
元狩五年（前118年），漢武帝下令實行鹽鐵專賣，即將各地的煮鹽、冶鐵均收歸政府管理，全部收入用以補充賦稅。官府招募鹽戶，提供一定的生產工具和生活費用，其他費用自理，產品由政府包銷。私自鑄鐵、煮鹽者處以斬左腳趾的刑罰，並沒收產品。不出鐵的郡國設立小鐵官，管理鐵器的專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