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孫通的努力不僅解決了劉邦的難題，而且為整個漢朝的長治久安打下了基礎。曆史已經證明，任何一個政權都需要自己的禮儀製度，與秦朝同樣實行中央集權製的漢朝自然不能例外。但叔孫通並沒有照搬秦朝的一套，而是根據劉邦的需要與可能，“損益之”（作了刪減或增加）。從西漢初的君臣關係看，叔孫通製定的朝儀肯定比秦始皇那一套簡易；而從漢初定的朝儀基本不變地延續了400年來看，這套朝儀足以滿足維持皇帝權威的需要，是相當成功的。
捕魚圖更重要的是，叔孫通通過朝儀的製定，使劉邦認識到了君權的至高無上，逐漸成為一個自覺的君權維護者。如果說此前的劉邦還隻是以武力奪取天下為己任的話，此後的劉邦就真正進入了皇帝的角色。西漢初采取的一係列加強君權的措施，對於防止國家再次出現分裂割據，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恢複無疑是有益的。
朝儀的製定和實行的成功，使劉邦對儒生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而儒生們也更加主動地爭取劉邦的支持。在劉邦聲稱自己是“馬上得天下”後，陸賈就敢於進行爭辯，說明文治的重要性，使自己所寫的《新書》有了推銷的機會，為劉邦所接受。
要是酈食其、叔孫通、陸賈等因為劉邦不喜歡儒生，就放棄自己的知識和信仰；要是他們見到劉邦將儒生帽子當尿壺後立即歡呼為革命行動，並把自己的帽子改為尿壺以示擁護；要是他們在劉邦聲稱“馬上得天下”後就唯唯諾諾，不敢針鋒相對地提出反對意見，那麼漢朝的文治就得推遲很多年。
但要是他們在見劉邦時堅持自稱儒生，戴儒冠，穿儒服，那麼不是被劉邦趕走，就是會被閑置一邊。要是在楚漢之爭勝負未卜時向劉邦建議實行文治，要是在劉邦會集諸侯聯合進攻項羽時就提出要製定禮儀，那肯定會碰上一鼻子的灰，或許從此不再會受到重用。
這些看來簡單的道理，在知識分子中並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叔孫通為了排練朝儀，到魯征召三十多位儒生時，就有兩位拒絕接受，他們說：“你效忠的主子差不多有十位了，都是靠當麵說好話來獲得親近和地位。現在天下剛剛安定，死者的屍體尚未埋葬，受傷的人還沒有恢複健康，又要搞什麼禮樂。禮樂所賴以存在的基礎，需要積下百年的功德才能具備。我不忍心像你那樣行事，你的所作所為不符合古法，我堅決不幹。你走吧，別糟蹋我。”叔孫通一笑了之：“你們真是鄙儒，不懂得適應時代的變化。”
這兩位儒生表麵上看來很有骨氣，其實是毫無道理的，真是“鄙儒”之見。叔孫通的確先後有過秦二世、項梁、楚懷王、項羽和劉邦這些主子，或許還可以加上秦始皇，但他真正效忠的大概隻有劉邦。因為秦二世顯然是不值得效忠的，而項梁、楚懷王存在的時間很短，留在項羽那裏又並不得已，等見到劉邦後叔孫通就再也沒有背叛，說明他並不是沒有自己的原則。至於當麵說秦二世的好話，顯然是為了尋求脫身之計，他獲得二世的獎賞，拜為博士後，並沒有貪戀榮華富貴，而是立即逃歸故鄉，投奔反秦的項梁。難道非要像其他儒生那樣，堅決要求秦二世出兵鎮壓陳勝，不惜被投入監獄，才符合儒家的信條嗎？把“禮樂”看得那麼神聖，非要積百年的功德才能講禮樂，死守著“古法”一成不變，實際上是使儒家的理論變成僵化了的教條，對社會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是依了這兩位儒生的意見，漢朝最早也得到武帝時代才能製定朝儀，說不定等不到那麼大殿久，就會因為正常的君權無法確立而不複存在。退一步說，即使兩位儒生堅持的主張是正確的，但大家都優遊林下，不願意出來說服統治者實行，對曆史、對社會又有什麼作用？
不過，這些知識分子能夠獲得事業的成功，劉邦的態度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從個人的好惡出發，劉邦不喜歡儒生，他好罵人的習慣至死也沒有改變。但作為一位誌在得天下的領袖人物，隻要對自己的天下有利，就會毫不猶豫地重用並不喜歡的儒生，聽從他們的意見。對國家的大政方針的建議，即使與他原來的想法不一致，隻要言之有理，他就會改變初衷。一旦他認識自己沒有道理，雖然不會認錯，卻能在實際上改正。劉邦對待酈食其、叔孫通和陸賈都是如此，隨何和婁敬的例子也能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