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老街32號。堂皇的鐵門上，橫署著“慈居”兩個篆字。不知內情的人，恐怕會想到這裏也許是某某達官貴人的豪宅公館。但從那警衛森嚴的氣勢來看，又像是一處陰森的衙門。這地方正是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的一部分，它的公開名稱是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實際上卻是國防部保密局在西南的公開領導機關。
如果把特務機關的分布比作一隻黑色的蜘蛛網，那麼，在這座樓房指揮下的特務站、組、台、點，正像密布的蛛網似的，交織成巨大的恐怖之網，每一根看不見的蛛絲，都通向一個秘密的場所。這座陰森的樓房，就是那無數根蛛絲的交點，也是織成毒網的那隻巨大的毒蜘蛛的陰暗巢穴。哪怕是一點極小的風吹草動觸及了蛛絲，牽動了蛛網，便會立刻引起這座巨大巢穴裏的蜘蛛們的傾巢出動。
此時，這個龐大特務機構的主持正麵無表情地坐在黑色的皮轉椅上，認真地批閱著公文。他是一個身材粗壯，臉色黝黑，顯得精明幹練，才30歲出頭的年輕人，腮幫上的絡腮胡刮得幹幹淨淨，有著兩撇濃黑的眉毛和一雙不怒而威、讓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黃呢軍便服的領口上，嵌著一顆閃閃發亮的金色梅花。他的官銜太多，簡單說來，就是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兼偵防處長。僅僅因為軍統的老板戴笠是戴著少將領章死的，所以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任何軍統人員不能超越戴老板的軍銜，如果不是如此，他的領章上完全有資格再添上一顆金色梅花。
他姓徐，名遠舉，1914年出生於湖北大冶縣，祖上經營實業，家境殷實。年少時，徐遠舉頑皮卻聰慧伶俐，據說還有過目不忘的天賦。1929年，15歲的徐遠舉進入黃埔軍校，成了第7期學員，畢業後分配到陳誠的部隊，任副連長，在江西參加過圍剿紅軍。不過，徐遠舉的野心並不僅限於此。他沒什麼背景，要想升遷，必須走特殊的方式。
1932年，他從軍隊脫身，加入國民黨力行社特務處——軍統的前身，直接受戴笠領導。徐遠舉的特務天賦在受訓期間就彰顯無疑。在特訓班，戴笠對學習拔尖的學員會獎勵一支金筆。畢業時，徐遠舉所有的口袋上全掛滿金筆，四處炫耀。剛工作的徐遠舉得一綽號“徐猛子”——他太傲，開口閉口不離介公（鄭介民）、戴老板（戴笠），其他人都不在他眼裏，說話很衝。當時軍統局很多人視其為“瘟神”避而遠之。
1935年，西藏班禪大師到南京，蔣介石要佛教協會名譽會長戴季陶出麵，動員蒙藏委員會的頭麵人物，成立護送班禪專使行署，徐遠舉出任行署少校參謀，在西藏開展情報活動。1939年，任西昌行轅第三組組長、軍統西昌站站長。與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攀上關係，過往密切。1943年，出任成都經濟檢查大隊大隊長。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晉升為軍統局第三處（行動處）副處長。1946年1月，調華北出任軍統北方區區長。1946年7月，又回到重慶出任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於1948年與張篤倫（時為重慶市市長）之養女耿靜雯結婚。
他現在肯定還不知道，他的頭號敵人中國共產黨重慶地下市委由於“左傾”盲動路線，將會很快賜給他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當局出動軍警，包圍重慶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社，迫使全體人員撤回延安。與此同時，在國統區所有中共公開機構和人員也盡遭驅逐。一時間，重慶政治空氣沉悶，白色恐怖加劇，中共重慶地下黨的活動也陷入了低潮。
1948年2月28日上午，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正躊躇滿誌地坐在辦公桌前。他隨意拆開一封朱主任親啟的信件，不料裏麵掉出來的竟是一份《挺進報》，用油墨印在毛邊紙上的一排大字讓他目瞪口呆：“審判戰爭罪犯！準許將功折罪！”
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當即用電話將徐遠舉召到辦公室。
待徐遠舉匆匆從隔壁的二處（重慶行轅在老街34號，與“慈居”比肩而立）趕來，朱紹良一反常態地衝他吼道：“徐處長，你看看，這是什麼？前幾天你不是還向我信誓旦旦地保證，重慶地下黨遭到毀滅性打擊，近期內不可能重建嗎？”
朱紹良素以儒將自詡，對人外柔內剛，一向不大動怒。
徐遠舉兜頭挨了一腔嗬斥，自知禍事不小。果然，朱紹良發完火後，扔給他一封信。徐遠舉趕緊拿起一看，這是一封警告信，內中還夾有一份《挺進報》。
朱紹良怒氣衝衝地說：“公開的共產黨被趕走不過才一年時間，地下的共產黨就搞到我的頭上來了，共產黨在重慶這樣囂張還了得！這個火種非撲滅不可，你把其他的一切事務丟開，務必從速將此案偵破。”
徐遠舉諾諾連聲，答應馬上去辦。朱紹良立即提筆給徐遠舉寫了一個限期破案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