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2年冬天，李大釗與同學白堅武為創辦北洋法政學會的會刊一事到北京找孫洪伊商洽，經社會黨員曹百善介紹，得以同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總幹事陳翼龍會麵。兩人一見如故，暢談終夜，李大釗為陳翼龍的“純粹的共產社會主義”思想主張和艱苦奮鬥的精神所吸引和感動，遂決定加入中國社會黨，願與陳翼龍等社會黨人一起為開展有益於改善平民思想和生活狀況的活動而工作。至此，李大釗成為陳翼龍到北京後直接發展的天津的中國社會黨黨員。這是李大釗第一次到北京。1913年2月，中國社會黨天津支部正式建立，推選李大釗為天津支部總幹事。北京總部的陳翼龍也專程趕到天津來祝賀。李大釗決心把天津建設成“社會主義發育昌明之地”。
1913年6月，李大釗從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到北京參與創辦《法言報》。這是李大釗第二次到北京。他曾經住在湘陰會館內陳翼龍創辦的平民學校裏，在中國社會黨北京總部的領導下，撰寫了一大批文章。此時的陳翼龍正在與國民黨合作，秘密地從事反袁鬥爭。7月，陳翼龍在北京被逮捕。警方取締中國社會黨，並追查與陳翼龍有來往的人。李大釗等人不得不離開北京，暫時隱蔽。李大釗在北京期間遊覽了頤和園和圓明園故址，寫下了“隻今猶聽宮牆水，耗盡民膏是此聲”，“圓明兩度昆明劫”，“一曲悲笳吹不盡”的詩句，痛恨封建統治者對民眾的極度盤剝、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野蠻掠奪。當時的政局“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他把所學到的法政原理應用於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探究政黨政治如何促使民主共和政治的實現，如何促使社會經濟的發展、鏟除民生凋敝之根源等問題，深感由於自己學識的欠缺，還未能找到救國救民的真正道路，於是決定接受朋友資助，為繼續求知遠赴日本東京留學。
1916年5月，袁世凱稱帝複辟失敗，昭示著民主共和新的轉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李大釗棄學從日本回到上海。7月11日啟程北上，應邀到北京創辦《晨鍾報》，任該報編輯主任。8月15日《晨鍾報》正式麵世，在創刊紀念版上李大釗發表《“晨鍾”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再造》，也開始了他建設新中國偉大革命事業的征程。這是李大釗第三次到北京。
從此，李大釗的革命實踐活動和北京聯係在一起，他在北京度過了38年生命曆程中最輝煌的10年。
二
這一時期的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北京這個大舞台上演過許許多多關係中國命運、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創建中國共產黨、工農運動掀起高潮、建立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北京政變和迎接孫中山北上、孫中山逝世和策應北伐戰爭等，李大釗是這些曆史事件的重要參與者，他以自己非凡的行動譜寫了他個人在中國革命的曆史上和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凝重而華彩的篇章。
在北京，李大釗先後積極參與《晨鍾報》、《新青年》、《每周評論》、《政治生活》等50餘種報刊的編輯工作，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五四運動前，李大釗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理論著作，宣傳蘇俄十月革命，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五四運動提供嶄新的思想武器。五四運動中，他身先士卒，積極領導和推動運動的發展，是五四運動中當之無愧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