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的另一麵：殘忍、貪婪與腐敗
前麵講到了魏晉時代各個方麵的特色，不難發現一個情形，就是無論話題怎麼樣繞來繞去，總是離不開士族這兩個字。的確，士族階級的興起是魏晉時代的一個最重要的事實，是造成魏晉時代不同於其前與其後時代的一個最根本原因。魏晉的士族階級壟斷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麵的資源，創造了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但是一切事物都有陰陽兩麵，士族階級也同時有新興進步和殘忍腐敗的兩麵。正統的曆史學家，包括新中國成立後的許多曆史學家，向來都喜歡強調士族階級殘忍腐敗的一麵，而對士族階級在曆史上的功績談得很不夠，我以為這是不妥當的，所以在前麵幾章中這方麵講得多一點。但是我們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因為要肯定他們的功績就無視士族階級的陰暗麵。為了不至於產生這個誤會，這一章我就重點來講講士族階級的這一麵。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個事實，就是魏晉士族階級是當時社會的上層階級，如果把社會看成一個金字塔，那麼士族階級是位於塔尖的部分，因此我們就會明了士族階級所享有的許多特權和所創造的文明成果，都是以整個金字塔的廣大底層為基礎而獲得的，而他們所享有的一切以及所表現出來的一切，卻並不是當時大多數老百姓所具備的。讓我引幾個小故事來說明這個問題。
比如第六章中講到王戎喪子的故事，山簡去看他，說不過是幾個月的孩子，為什麼如此悲傷？王戎回答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戎說的是感情問題，但是隱藏了一個把人分成三類的前提，一類是“聖人”，一類是“我輩”，一類是“最下”。“我輩”在這裏其實指的就是士族階級，尤其是士族階級中的精英分子，“最下”指的就是廣大普通老百姓。在王戎看來，普通老百姓即使在感情問題上也是不能與士族相提並論的。名士們是多情的，並且以此自豪，他們認為普通老百姓則是麻木的，不懂感情的。
再舉一個例子。東晉著名的清談家劉惔，曾當過京兆尹，為人以方正著稱。《世說新語》有《方正》篇，裏麵有許多作風“方正”的故事。所謂“方正”，有的時候是講為人正直，但有的時候其實就是端架子。有一次劉惔跟好朋友王濛一起在外麵走，到了中午還沒吃飯，有一個認識劉惔的平民特別辦了一桌豐盛的酒席要款待他們兩個，劉惔卻堅決推辭掉了。王濛說他，正好肚子餓了，人家又盛意邀請，我們就將就點，聊以充饑嘛，幹嗎要那樣推辭掉呢？劉惔回答說：“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小人”在這裏指的是普通老百姓，非士族階級的平民，不是道德意義上講君子小人的小人，“作緣”就是打交道。劉惔這句話是說，非士族的平民是不可以打交道的，言下之意是這樣就會降低自己的身份，或者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在魏晉社會裏，所謂士庶之分是很嚴格的，士就是士族階級，庶就是庶民、平民，非士族階級，士庶之間是不能通婚的，連往來都很少，用當時的話講是“士庶天隔”。所以劉惔講這話並不奇怪，基本上是當時士族階級的普遍觀點，隻是劉惔的“原則性”很強，寧可餓肚子也不跟平民打交道。不僅士庶之間，就是士族內部也有高門與寒素之分，兩者之間差別也是很大的。例如前麵講到東晉初年的名臣陶侃，父親是東吳的將軍，並非平民出身，但是因為父親死得早，所以早年孤貧，在士族中屬於寒素，就隻能在縣裏做一個小吏。但是陶侃少有大誌，不甘心困守故鄉，所以努力巴結知名人士，希望得到他們的薦舉。有一次同郡名人範逵帶了一群仆人去洛陽，路過他家，到他家借宿，他覺得是個好機會，想好好招待一下。可是家裏窮得什麼都沒有，幸而他的母親很賢惠，把自己的長發剪下來換了幾鬥米，又把房裏的木柱砍下來做柴燒，把床上的草墊拿來喂馬，使範逵一行受到很好的款待。第二天早上陶侃送範逵上路，送了一百多裏還依依不舍。範逵非常感動，到了洛陽後便向當時的大臣薦舉陶侃，這樣陶侃終於有了做京官的機會。但是直到他被舉為孝廉初到洛陽的時候，還有人把他視為“小人”。有一次郎中令楊晫帶他去見大官顧榮，坐同一輛車，當時有個叫溫雅的吏部郎居然對楊晫說：“你怎麼跟小人一起坐車？”陶侃當然不是“小人”（即庶人），隻不過出身寒門而已，但在出身高門的溫雅看來，也跟“小人”差不多了。
陶侃的故事告訴我們，在魏晉時期階級的區分是非常嚴格的。一個出身寒素的士人，如果無人薦舉，想有遠大的前程幾乎是不可能的，至於平民那就完全沒有做官的希望。反過來，那些出身士族高門的人，十八九歲一出來就可以做到尚書郎、秘書郎、黃門郎這樣清貴的官，不幾年就可以升到高位，甚至有三十多歲頭發還沒有開始發白就做到三公的，當時叫作“黑頭公”。這些出身高門士族的人升官很快，並不是因為有什麼特殊才能和特別功勞，完全是借助家族背景，當時叫門地、門資、門慶。《南齊書》的作者蕭子顯在《褚淵王儉列傳》後評論當時的這種情形，說了幾句很中肯很簡潔的話：“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大意是，凡清貴之官，都出自門第很好的家庭，這些人隻要隨大溜，並不需要特別努力，就可以步步高升，做到公卿一級的大官。這就是當時的實情。當然，中國傳統社會一直存在著這種由血統決定地位的情形，從古至今大抵如此，不過在魏晉六朝的時代，由於士族把持政治的關係，這一點表現得格外明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