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國朝野中，飲酒風行，經常因飲酒荒政誤事，所以朝廷三令五申限製朝官貪酒。熙寧即位之初，便曾“詔公私禁酒”。公元1160年，海陵王詔令“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世宗帝還身體力行，倡導節儉。他說：“如宴飲之多，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嚐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嚐致醉。”
遼國皇帝、臣僚中，酗酒者不乏其人，有的也曾因酒釀成大禍。遼世宗就是因本人與群臣酗酒而被害，穆宗更是以嗜酒而聞名的君王。《契丹國誌》卷五載：穆宗年少時，好遊戲，不重視國事，每個晚上都要喝酒，喝到第二天早上睡覺，中午才起來，於是，國人稱他為“睡王”。由於遼代朝野飲酒盛行，浪費大量糧食，事變不斷出現。朝廷也曾詔令限酒、禁酒。如興宗即位，詔令“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遇婚喪，須經有關部門的特批方可釀造。
西夏國對酒業的控製，是不是也因為這方麵呢？是不是也曾有英雄，帝王因為飲酒，誤了國事，或者敗了仗，送了自己的性命呢？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西夏人在接待其他國家的使臣時，也像遼國、金國、宋國那樣，以酒為好，歌舞助興。
我們相信，在西夏人使用的兵器中，沒有一樣是鈍的……
時尚的夏劍
“劍”是中國古代一種常見的防身兵器。它的出現比戈、斧、鉞要晚一些。它直身，尖鋒，兩邊有刃，後接短柄，常配有劍鞘，一般單手握持，主要用於擊刺，古人稱之為“直兵”。在中國，最早用劍的是北方地區遊牧民族，商民族使用的是一種曲柄式短劍，此類劍的劍身短小，一般隻用於隨身佩帶。東周以後，青銅劍的發展步入成熟、鼎盛時期，乃是貴族和士人的必備之物。春秋戰國時期，青銅鑄造業更加繁榮，鄂爾多斯飾有動物紋的青銅短劍，塑造了中國獨特的青銅文化。
西夏的刀劍製造非常出色，鍛造水平很高，個個都是精良的武器。李元昊統治西夏的時候，宋朝使節來會見李元昊，就聽到廳東側有千百人在鑄造兵器之聲，可以想象到當時鑄造的規模，精良的武器就是從一座座兵器機構中製造出來的。對於善於用兵的李元昊來說，經常舉兵奮戰，刀、劍、槍、甲的需求更為迫切，武器的好壞對作戰有重要影響，他是不會放過這個關鍵的。流譽當時的“夏劍”被稱為天下第一，十分名貴，宋朝文學家蘇軾曾給予很高評價。據說北宋末代皇帝本人也隨身佩帶“夏國劍”。西夏帝陵中出土的一把長達一米多的鐵劍，全劍身長就有88厘米，盡管劍體已經鏽蝕，但作為帝陵的陪葬物，說明當初就是一把名貴的長劍。
宋朝曾經禁止向西夏出售金屬，控製西夏的兵器，雖然出現過兵器短缺的情況，但不影響黨項人對兵器的愛好。
黨項民族自古擅長騎射、狩獵、征戰，自然離不開良弓勁弩。史書記載：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竹牛就是犛牛，西夏盛產犛牛，而犛牛角則是製弓的極好原料。這種弓不僅性能良好，而且美觀耐用，也可以當作一種藝術品。當然弓一般還是用“柳幹皮弦所製”。文獻又記載，西夏都城興州出良馬，被中原購得，每張弓值數百千。當時宋朝曾有人買到10餘張西夏弓，作為禮物送給權臣童貫，可見其名貴。
黨項人還擅長製作機械性質較為複雜、威力很大的神臂弓。沈括的《夢溪筆談》中記載：熙寧年間，李定獻了一張弓，能射三百步，能穿透好幾層木片，被稱為“神臂弓”的，就是最好的利器。據說李定本是黨項羌的酋長，後來投靠了宋朝，做了官。這個人曾領兵與西夏作戰，對武器十分熟悉。這種質地精良的神臂弓，中原久已失傳，李定投靠宋朝後，就成了宋朝的兵器中重要的一種。
在兵器製造方麵，西夏也注意學習宋朝的先進技術。早在李德明時期，西夏就想利用宋朝的武器裝備自己。公元1009年，李德明派往宋朝的使臣白守貴請求買宋朝的弓弩，沒得到許可，而這位使臣沒辜負李德明的心願，他在宋朝京師開封仿造了軍器帶回西夏。公元1012年，宋朝曾下詔禁止武器外傳，李元昊欲變被動為主動，多次發兵攻打宋朝，從戰場上奪取宋朝的兵器，以補西夏兵器之缺，然後握著這些兵器再攻打宋朝。
“甲胄”是指用來護身的金屬衣帽，最先出現的是胄，就是一種金屬帽子，它出自對“戈”類勾啄性殺傷武器的需要而做的。田況在《兵策》中說西夏的甲胄，采用“冷鍛工藝，堅滑光瑩，非勁駑可入”。西夏陵園中，出土了大量甲片，製作非常精細，它們厚薄均勻，孔眼劃一，印證了史書上所載的內容並不是虛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