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偽難辨的雙麵李鴻章
了解中國近代曆史的人，沒有不知道李鴻章的，因為晚清時代許多重大的事件他都參與了。但是長期以來，李鴻章都與“賣國賊”、“民族罪人”的字眼聯係在一起。他是遭萬人唾罵的《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的簽署者，老百姓懷疑他得了日本人的“好處”，說他是“賣國賊”，甚至有人公開聲明要刺殺他，以雪“心頭奇恥大辱”。
不能否認，諸多強加於中國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條約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致使中國落後於其他國家。然而簽約的始末，李鴻章隻是奉命收拾殘局，所有條款都經朝廷同意，他並未背著皇帝出賣過任何國家權益。
就拿1884年中法戰爭來說，中國雖取得鎮南關大捷，但從總的軍事形勢來看，中國仍處於劣勢；法國茹費裏內閣雖然倒台，但法國資產階級對華戰爭政策並未改變；從當時國際形勢來看，對中國造成嚴重威脅的主要是俄國和日本。俄對新疆的侵略，日本向朝鮮的滲透，使清政府可能會麵臨更險惡、更難應付的局麵。不難看出，李鴻章采取的“乘勝即收”方針是認識到了把亡國滅種作為以卵擊石的代價之愚蠢後所作出的選擇，而絕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們所說的“投降賣國”政策。
作為一個落後國家的代表去和猶如“虎狼群”的列強周旋，這實在不是一份好差使。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李鴻章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生死存亡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難為之事。1896年，俄國沙皇加冕，各國派員祝賀，朝廷派出去的又是李鴻章。李鴻章以在馬關被刺為由一再推辭，而朝廷一再堅決不準，直到李鴻章表示“非敢愛身，唯虞辱命”，“一息尚存，萬程當赴”。似乎除了李鴻章就沒有第二人能承擔起這份任命。每當清政府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帶到毀滅的邊緣的時候，他們唯一可以用的人就是李鴻章，“李鴻章”三個字就這樣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任何事物都需要多角度地審視才能下結論，看待李鴻章也是如此，輕易以“大漢奸”、“賣國賊”之語蓋棺論定似乎有失公允，同時，他是有功勞的，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麵對強敵，他清醒地認識到“窮則變，變則通”，“富強相因”的現實。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一些具有發展眼光的看法和做法：
掀起了“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在“自強”、“求富”的旗號下，創辦近代軍事工業，興辦近代民用工業，創建近代海軍，建立新式學校，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培養人才。
中國所有機械製造、近代的采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工業的誕生和發展無一不有他的推動。而了在辦新式學堂、派留洋學生等方麵更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他的主持與參與下，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個軍工企業、第一條電報電纜線、第一座鋼鐵廠、第一支海軍艦隊、第一個電報公司……
對李鴻章的功與過，不能簡單地歸於“賣國”、“罪人”，國難當頭，強敵入侵，他做到了一位臣子所應做的。
也許梁啟超對他的評價可以說明這一點，即“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