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印度公司的主導下，印度大陸開始遍種鴉片，然後賣到清國，果然不出所料，這個令人“欲仙欲死”的東西開始很快風靡大清的有錢階層和上流社會。1822年，阿美士德回國僅僅5年後，英國從東印度公司輸入清國的鴉片已經超過5000箱！英國人終於開始從大清賺錢了，現在大清通不通商都無所謂了，隻要鴉片貿易帶來的絕對順差不被破壞！
接下來的事情我們知道了，林則徐虎門銷煙，英國人的洋艦、洋槍和洋炮毀掉了大清的海禁，轟開了大清的國門，之後又用《南京條約》迫使大清從此永久性“開放”。鴉片戰爭以前，除了正式使節，大清唯一能夠與西方世界發生聯係的是廣州十三行，朝廷的官員絕不直接和“夷人”打交道，免得有“裏通外國”的嫌疑。現在通過《南京條約》，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城市被迫向外開放，朝廷也不得不設置專門打理此事的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由兩廣總督兼任的，沒有額外的工資，也沒用另外專門的辦公室，而且兩廣總督還羞於談起這個兼職，因為這是與“夷人”打交道的。但對於迫切希望通商的西方列強來說，他們好歹找到了專門辦事的人。
接下來的1860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根據《北京條約》，朝廷不得再稱西方人為帶有侮辱性質的“夷人”，於是改成“洋人”，朝廷又不得不設置一個專門的機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實際負責的分別是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他們分別兼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分別管理北邊的“涉洋事務”和南邊的“涉洋事務”。
雖然有了總理衙門，但是外交人才還是沒有的，沒有透明高效的內政，就不會真正有吐氣揚眉的外交，大清號稱“懂外交”的也不過是北洋大臣李鴻章等寥寥數人，而他們的“懂”，也隻不過是跟洋人打交道比別的大臣多一點而已，還是幾乎沒有人願意真正去了解外洋，了解外麵的世界。總理衙門裏的很多官員連當時的開放特區——通商口岸都沒去過，大臣們最怕的就是被朝廷委任為駐外公使，他們把這稱之為“放羊”（放洋）。直到1899年，總理衙門接到報告：意大利軍艦“馬可·波羅”號出現在三門灣海域，於是總理衙門的官員說，意大利派來了“馬可”艦和“波羅”艦，此時距離馬可·波羅遊曆元帝國已經有600年。
在一次次的戰敗中，大清的對外政策由過去的不可一世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拱手聽令，所謂“對內強悍，對外軟蛋”是也。從現實世界來說，大清又一次沒有趕上時勢，以前沒有認識到“外交就是力量”，後來又沒有認識到“力量就是外交”，沒有認識到國與國之間其實沒有真正的道義之交，隻有永遠的利益之交，因此老是上當。這樣的例子不用多舉了，甲午戰爭前的李鴻章一定會感觸頗深。
而這樣的對外政策也將給大清基層千千萬萬的百姓帶來了切身之痛，因為跟著洋人槍炮進入國門並深入到田間鄉野的，還有另外一群人——傳教士。
他們曾經被逐出境，想盡所有的辦法都無法混進來，而這次他們是跟著洋槍洋炮進來的，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囂張跋扈。“利瑪竇原則”再沒有人想起了，那被認為“不合時宜”，教義的“本土化”自然不可能，而其他方麵卻迅速“和清國接軌”，接軌最成功的，就是等級製度。
他們發現清國的專製製度就是好啊，教會把全大清按行政區劃一樣劃分為幾十個教區，傳教士們都把自己當成了清國的特權階層——官僚。並且還要有相應的級別對應，比如一省的主教就認為自己該是督撫級別的“待遇”，外出時前麵有人封路開道，後麵有人歡送放炮，用當時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的記載就是“乘與其身份相符的轎子，都有騎馬侍從和步行隨員前呼後擁，都有一隻體現地位尊崇的大傘為前導，而且每次到達和出發時都鳴放一響禮炮”。
後來在洋人的壓力下，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總理衙門幹脆把傳教士的“級別”用文件的方式固定下來，規定：總主教或主教是“省部級”（與督撫同級），頭戴二品頂戴；攝位司鐸（神父）、大司鐸是“副省級”（與司道同級），司鐸是“廳局級”或者“縣處級”（與府廳州縣同級），並且規定同級別的地方官吏必須接待同級別的教會人士，辦理其要求之事——如此一來，那些頂戴就不是虛的了，“洋大人”變成了另外一批“土大人”，教會就是清國地方行政係統之外的另一個“衙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