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論爭中的“西化論”者的毛病與“國粹論”者一樣，他們都是文化觀上的一元論者，認為似乎世界不同民族的發展隻能有一條道路、一個模式，要麼“複興儒學”，要麼“全盤西化”。這種絕對化簡單化的認識方法曾經給人們造成不少思想混亂，它是與多元文化發展觀格格不入的。所以，建立在曆史發展的一元性與多樣性統一基礎上的現代中國精神文明戰略目標模式，既不同於“國粹論”，又有別於“西化論”。
總而言之，現代中國精神文明的基本構架，一方麵針對傳統中國的精神文明，並且是對它的否定；另方麵又建立在工業化社會要求這一大背景下。它高舉自由、民主、平等、科學和人權的旗幟，集中表達了這個曆史階段的所謂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為了實現我們的現代精神文明戰略目標，我們必須認真選定實現它的突破口。這一突破口不應是所謂形式化的“五講四美”之類，而應該將引爆點瞄準在傳統精神文明的弊端上。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積百餘年的曆史經驗，決不可以忘記兩個最主要的手段，這就是近代以來一直步履維艱的文化開放與學術自由。這兩條人們談論得已經不少，但問題在於能否在實踐上真正實行，是否有推行的法律保障。
傳統的精神文明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它已經無法起死回生，重新成為振興民族的精神力量，現代的精神文明尚處在重建之中，人們在現實中感受到的不僅支離破碎，而且新舊混雜，這構成民族文明史上的斷裂現象，導致文化心理的失衡。離開傳統在心理上是苦痛的，但在曆史上卻是必須的；走向未來在曆史上是解放和舒展的，但在心理上卻是不很自然的。我們無法在曆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中玩弄心理遊戲，世界潮流的衝擊昭示我們的惟一道理是，順應曆史，才能走向自由。
角色轉換：知識分子麵臨選擇
1.1989：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價值觀全麵崩潰的曆史紀年
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公元1989年是中國近代曆史上一個重要裏程碑，它的含義，也許隻有未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才能更深刻地領會到和把握住。
在此之前一百餘年的歲月裏，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整體式地肩負著救世興邦的沉重使命，鴉戰以降，先有一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學子毅然走上求學西方之路，接著便是維新上書、辛亥義舉、五四浪潮時至中國解放，乃有五七言論、文革反省、各類學潮，如此等等，幾乎每一次都是從個體責任承擔與理想追求出發，表現為群體參與，它是整體的，因而也就構成類。這一方麵體現了在價值層麵上的治國平天下的千年傳統，又無疑地表現出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態度。它既進一步確證了我泱泱大族文化精神的恢宏與執著，因而為中國走向現代化做出了不少的貢獻。但又畢竟更加表現在意識形態的層麵上，所以從現代文明構架的立場去檢討，又發現它終究反複體現和確認著思想領先、觀念第一的原則和方式，所以它又總是傳統的、一元化的，給整個民族國家邁往現代化的征途留下了許多遺憾和困擾。
1989確是一個界碑，它把知識分子以意識形態化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式在現實中掀向峰巔，再一次證明其空洞性。曆史翻過這一頁後，知識分子便麵臨新的選擇。
2.無可奈何的奈何：知識分子生命存在方式的大轉換
這種選擇在嚴格的意義上，並不是覺醒後的自覺，而毋寧是無可奈何的奈何。所以選擇不是觀念自覺意義的，而首先是行為的，是生命存在方式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