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往日舊稿，發現在以往自己所寫的文字中，基本上都跟四個方麵相關，即中國的哲學傳統、文化選擇、社會道路以及中國的現實改革。這些問題，又都可以被稱作是中國問題。
有意思的是，這些問題從時間序列上來說，也正好反映出自己20年來關注學術問題的心路軌跡。記得1980年離開政府工作進入學術界以後，最初關注的就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問題，這是我進入中國哲學領域的原由。由思維方式而追尋其形成的社會曆史根源，使自己從80年代初起，把中國文化的選擇和中國曆史社會發展模式作為新的研究重點，此正好與當時的“文化熱”和“改革熱”不謀而合。20年來，不僅中國社會發生了一係列巨大的變化，而且學術熱點也追隨著時代的脈搏不斷轉移。從舊日文字中可以感到，不僅是自己，幾乎整個學術界的興奮點也都跟隨著社會和時代的變遷而變遷著，這也正好表達出中國社會人文學者治學的價值取向。
我自己往日的文字就是這樣由關注的具體問題不同而表達出來，但這些問題又都是中國問題的具體化。所以這次結集出版，想來想去還是冠名為“中國問題”論，不知是否妥當？
關於所謂“中國問題”，在今天已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在使用這一概念，看來此概念的可取性已經不是問題了。但是，記得在1982年即十多年前，我當時還在西安工作，曾經和國內的一批中青年學者相約，為了更好地使“中國問題”成為大家關注的學術問題，決定辦一份“中國問題”
刊物，出版一套大型“中國問題研究叢書”。然而申報報告遞出去後，卻以中國人不宜提什麼“中國問題”，所謂“中國問題”不過是西方外國人才用的詞彙為由而被擱置了。
其實，在學術研究的意義上，任何問題，當它不能對象化作為問題出現的時候，是無法進入研究的視野的。當然，重提當年的舊事今天已沒有太多的意義，然而這件事卻告知人們一個簡單的道理，一旦隻從政治角度理解和判斷學術的問題，就可能使問題本身麵目全非並且頓時變得複雜起來。這一點，對於我們今天的社會，也許還有一點意義。
“中國問題”確是重大的學術研究課題，但是人們對它的理解卻不盡相同，也正是18年前，我們曾對“中國問題”的理解，作了如下的表述：
(一)“中國問題”作為綜合性的研究課題被尖銳地提到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日程是由如下兩方麵的原因構成的：
其一是我國正在全麵展開的經濟體製改革的實質乃是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為了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首要的問題就是對“中國”必須有一個清醒而科學的認識；其二是由於三十年來我們的失誤而與世界重新拉開了距離，使我們仍處在比較落後與貧困之中。沉痛的教訓要求我們整個民族進行深刻反思，我們不僅應該認真總結現實，還應該總結作為傳統的曆史，就是說，我們必須對“中國”有一個全麵而深入的理解。上述兩個因素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我們的失誤使我們堅定地看到必須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而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又必須將它先前的教訓作為曆史新起點。這兩個方麵都強調指出，“中國問題”研究應該成為中國走向未來的深厚根據。
(二)其實，“中國問題”作為一個問題並被人們普遍關注，已有百年的曆史，它的研究與中國的命運一直息息相關。
19世紀中葉，西方殖民主義者用鴉片和炮火砸開了中國的大門，頓時使神州大地充滿恥辱，“救亡保種”成為古老民族的沉重呼聲。應該怎樣對待中國的古老文明，傳統的千年古國應不應當“變”，如何“變”，如何才能使中國富強，構成當時“中國問題”的中心內容，它的直接成果就是變法運動。但是，事實證明，西方的路子走不通，“中體西用”也救不了中國。於是，“中國問題”研究走上新的階段。與西方相比，中國的差距在哪裏，區別又在哪裏，中國有什麼特殊性，中國應當建立起什麼樣的國家和社會，便構成辛亥時期“中國問題”研究的主要內容。孫中山作為中國革命的先驅第一次提出“國情”問題，標誌著研究的深化。但是，資產階級的身份立場與方法，使這一時期的研究無法走上科學化。惟有以陳獨秀、李大釗開先河，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完成的思考，才使“中國問題”研究進入一個新紀元。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使中國走上了勝利的解放道路。與這一研究相對應的是西方帝國主義以關心中國為名，炮製了一係列關於中國無法獨立富強和發展的謊言，為其侵華尋找理論根據。國民黨右派人物對中國曆史的蔑視和對人民力量的偏見，封建頑固派對國粹的偏愛，實際上使他們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凶。在中國近代史上，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始終是跟中國變革和革命聯係在一起的，成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