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勤於思考，善於總結，是周恩來能夠做出重大理論貢獻的重要條件。抗日戰爭八年，周恩來正當盛年（從39歲至47歲），風華正茂，所謂“四十而不惑”。中年是一個人理性思維能力、邏輯總結能力的成熟期。他不斷對統一戰線工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思考、總結，並對照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時期統一戰線中的經驗教訓進行對比總結，從而豐富、發展了黨的統一戰線思想。如第二章提到的西安事變後周恩來提出的關於中共同國民黨談判的五條方針，既是他對新形勢下與國民黨如何談判進行深入思考的結果，也是吸取了大革命時期我黨對國民黨過於退讓、導致國共合作最終失敗的教訓總結。正是依靠這種勤於思考、勤於總結的精神，周恩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結束語
經過八年艱苦的抗日戰爭，中國人民取得了偉大勝利。這是自1840年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取得的第一次反對外來侵略的全麵勝利。抗日戰爭是在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進行並取得勝利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一切炎黃子孫，不分階級、黨派、民族、地區，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共同為抗日戰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兩大政黨之一，在抗日戰爭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勳。
一、周恩來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了巨大貢獻
1935年中共中央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正式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從此，周恩來開始了為建立、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鬥的漫長曆程。瓦窯堡會議後，周恩來以中共中共中央局書記和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具體領導了中國共產黨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打開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與張學良合作的統戰局麵。1936年4月，周恩來親自到延安與張學良將軍舉行秘密會談。這次會談使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西北軍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延安會談後，周恩來又統一領導了我黨對東北軍、西北軍的統戰工作，為西北地區局部統一戰線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周恩來向蔣介石、陳立夫、陳果夫、陳誠、張伯苓、諶小岑等國民黨高層領導人及社會賢達發出呼籲，倡導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爆發後，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赴西安協助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解決事變。他把中共中央解決事變的原則方針具體化，與張、楊兩將軍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問題上達成一致。通過與蔣介石私人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兄妹的談判，使和平局麵得以形成。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被扣押後，周恩來力挽狂瀾，平息了東北軍內部的衝突，維護了西安事變後形成的和平局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的標誌。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周恩來再次肩負中共中央的重托，圍繞國共兩黨再度合作的一係列重大問題，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多次的反複的談判，有力地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全麵抗戰發動後。周恩來赴山西統一協調中共在晉的黨、政、軍工作。他協調了八路軍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的行動，使中共與“山西王”閻錫山保持了較好的合作關係，在山西形成了抗戰期間國共兩黨較為密切的軍事合作。他與閻錫山協商了八路軍的活動區域，說服閻接受紅軍獨立自主的作戰原則，發展了山西抗日統一戰線，加速了毛澤東把山西作為敵後抗戰支點的戰略設想的實施。
1937年12月18日，周恩來到達武漢，出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中央代表團）副書記。在任期間，他除了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謀求國共兩黨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外，花費了大量精力和時間，爭取各方人士，並開拓了中國共產黨國際統一戰線工作的局麵。這些工作打開了外部世界看中國共產黨的窗口，為中共統一戰線工作的進一步展開特別是相持階段到來後統一戰線工作的深入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當局的妥協投降傾向十分嚴重。為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為爭取中間勢力對中共抗戰主張的支持，為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與支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效地保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持續和抗日戰爭的勝利。
二、周恩來的統戰工作是在黨的方針政策指導下開展的
抗戰時期，周恩來的統戰工作始終是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指導下進行的。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華北事變則表明中國的民族危機更加深重。因此，在共產國際關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精神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根據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在瓦窯堡會議上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號召全國各政黨、各軍隊、各團體起來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周恩來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就是在這一方針指導下開展的。在全國民眾不斷高漲的救亡浪潮推動下，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影響下，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及其大批軍政要員，發動了著名的西安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