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清學者趙翼《廿二史劄記》中的說法，"五代姑息藩鎮"，是五代之亂的直接原因。他說："唐自失河北後，河朔三鎮，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羈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諸侯益強，朝廷尤以姑息為事，卒至尾大不掉，區宇分裂，鼎祚遽移。"大唐王朝自從失掉河北之後，河朔三鎮，朝廷的命令得不到執行，已經形同化外野蠻之地。施行胡蘿卜加大棒的籠絡控製辦法以來，直到唐末，天子更加軟弱，藩鎮更加強大。但朝廷還是以姑息為主要辦法。最後終於導致尾大不掉，國家政區分裂，江山變色。
整個"五代亂史"，幾乎可以看作一部"姑息藩鎮"史。後梁末年，朝廷不能節製藩鎮，有個大藩帥鎮守河北，朝廷有隱憂而不敢過問。聽說這個大帥死了，隻能在宮中私自慶賀。有個節度使，奪人之妻，人家丈夫告到京師，梁帝為難，隻好"曲事調停"，和稀泥，史稱"略無威斷"。
唐明宗時，諸藩叛亂，多次征討，都半路班師。有個叫孟知祥的據蜀為藩，唐帝派遣官員前往"監軍"，被孟知祥斬殺。唐帝還得下詔"撫之"。
後晉時，有大將楊光遠總是對抗朝廷詔令，晉帝也沒有辦法。更有一個叫張彥澤的節度使，常幹違法事，從事張式勸諫他，不聽，張式出奔。張彥澤讓人向晉帝麵奏："張彥澤如果得不到張式，恐致不測。"晉帝不得已，將張式交給了張彥澤。朝廷之尊，反為臣下所脅製。
……凡此種種，還是小事，更有藩鎮直接反叛朝廷的大事。
後晉大將，鎮守鎮州的安重榮，要與契丹決戰，石敬瑭好言諭止，安重榮根本不聽，認為晉帝拿他沒辦法，接下來就聯合襄州的安從進，準備造反。
另一位藩帥安從進，在襄州，晉帝想把他遷徙到青州去做大藩，他竟說："好啊！等把青州移到漢江南邊的襄州來，我就去赴任。"晉帝聞言，也不敢惹他，史稱"亦優容之"，還是得好言好語寬待他。
這種"姑息之政"，直到郭威時代還存在，成為周世宗柴榮、宋太祖趙匡胤處理軍政要務的前代經驗教訓。
郭威誅殺王峻、王殷，可能是最終結束"姑息藩鎮"的人物。他是在"姑息藩鎮"嚐到苦果後，果斷處置，結果導致"君臣不終"（這一點讓郭威的繼任者柴榮常常說到）。但也正是因為有了郭威對藩鎮的痛下狠手，這才有了柴榮後來"節製"武行德、李繼勳的故實。
武行德是周世宗時的功臣，世宗在征淮南時，以武行德為濠州（今屬安徽鳳陽）行營都部署，曾在郡境破淮軍兩千餘人。但不久率師屯定遠時為江南軍所敗，武行德勉強逃出重圍。周世宗沒有姑息，而是果斷將他貶官，左授右衛上將軍。
李繼勳是所謂宿將，在攻打南唐壽州（今安徽鳳台）戰役中，守禦無方，導致南唐軍出城來攻，並"破柵而入"，後周軍的攻城器械都被焚毀。此舉讓周軍士氣受阻，史稱當時是"軍無固誌，諸將議欲退軍"。周世宗也沒有姑息他，將其免去中央軍職，出為河陽三城（孟州，今河南孟縣南）節度使，次年又免去其節度使而責為右武衛大將軍。
了解五代以來"姑息藩鎮"的故實，就知道張永德鼓勵周世宗處置何徽、樊愛能，實是英明之舉。此事也成為柴榮一生最具殺伐手段的案例。此前二百年"姑息藩鎮"的局麵，開始改觀。
張永德慧眼識珠
王夫之《讀通鑒論》論及樊愛能、何徽被正法事議論道：殷、峻誅，而後樊愛能、何徽可伏法於牙門，武行德、李繼勳可就貶於國法；乃以施於有宋，而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斂手以就臣服。天誅也，王章也，國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葅醢韓、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來，飛揚跋扈之氣習為之漸息，一人死，則萬人得以保其生。
船山意見譯成現代語大意如下：因為有王殷、王峻之誅殺，所以後來的樊愛能、何徽才有可能伏法於軍帳之前，武行德、李繼勳才可以國法貶官；這個傳統到了大宋時代，老趙施"杯酒釋兵權"，石守信、高懷德這類舊日藩鎮，才不得不斂手臣服。正義的誅殺，也是王法所在，更是國家之所以建立、士庶之所以為生的保障啊！所以說，郭威誅殺王殷、柴榮誅殺樊愛能等，不可以用漢高祖劉邦誅殺韓信、彭越的不當來批評。唐末以來百年間，藩鎮的飛揚跋扈之氣習從此漸漸平息，誅殺一人，而萬人得以平安，這樣做，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
（事實上王峻不算被誅殺，是病死；王殷則死得冤，這一點，船山先生也同意，認為"王殷無罪受誅"。但先生行文至此，不加解釋，有了文義矛盾。）古語有言："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誅殺樊愛能這樣的大決斷，在"姑息藩鎮"積習之下，是需要大智慧和大勇氣的。而提出這個"一言興邦"諫言的，正是張永德。張永德一番話語，對整肅後周士氣深為有功。大約也正是這些地方，讓周世宗柴榮感到了張永德的水淺水深……理解"姑息藩鎮"的曆史，理解解決"姑息藩鎮"的"張永德模式"，對趙匡胤後來的"收兵權"故實，會有更多同情理解。這是後話，且伏一筆在此，容當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