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普遍遵循前一種研究路徑，偏向於用文化研究的範式考察中國的網絡文化和藝術。在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網絡文化消費中的“日常微觀政治”。中國傳媒大學文衛華以觀展／表演範式為框架，選取了身份／認同這一視角，研究了中國大陸的美劇迷群體在網絡平台上的表演。之後又指出在分析美劇迷透過媒介消費而進行自我主體建構時，還應該考慮到生產者和迷群所帶來的影響；不應該脫離對結構和權力的思考，考慮其結構性限製，避免走向過度美化迷的能動性與創造性的所謂文化民粹主義。
同樣研究“迷文化”，四川大學王利濤的觀點則更為積極樂觀。他從消費文化和參與性文化的視域下對其進行了解讀，提出在現代消費文化中，“迷”某種程度上已可以憑借消費的力量體現自我價值，甚至以“草根民意”的名義抵抗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實現“庶民的勝利”；而另一方麵，消費文化對流行文化存在誘導甚至操縱。總體而言，“迷”在參與的過程中，獲得了多方麵的快感；與此同時，“迷”已開始通過喚醒公民意識、推動公民參與，以具社會意義的方式將“迷文化”融入到公民生活之中。
相對於上述研究的文化研究學派烙印，四川大學吳迎君的思考則更明顯地受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她指出基於媒介消費符號係統的勘察，存在者在總體上處於“無暇之人”的狀態，用“無暇之人”這個概念揭示了媒介消費符號係統中個體的雙重異化：對自我認知的異化，以及對“媒介真實”與“現實真實”認知的異化。
在社會研究的範式中，學者們體現出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研究視角。美國邁阿密大學孫華彤比較了中美語境下的短信的類型風格，檢視了本地與全球的動態互動，據此提出，融合新媒體寫作實踐不僅僅是對本地機構循環情景的回應，而是形成一個保有本地多樣性的開放的全球網絡類型係統的全球理解的一部分。蘇州大學楊新敏研究了中國圈子文化與社交網站之間的互動關係，認為社交網站由於推廣采取傳銷方式，實名注冊製，采用微博客交流，組織社交活動，有新信息通報功能，這些切合了中國人的圈子文化，從而導致了社交網站在中國的風行。盡管如此，它改變不了人們在網下的核心朋友圈狀態，隻能增加所認識的人的數量。
在文化批判和社會研究的研究路徑之外，中國政法大學李晨宇對新媒體“微”時代的文化生產與消費進行了研究。他指出，新媒體引入的“微”時代在文化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上帶來的改變為“微生產”與“微消費”。這種文化生產與消費模式上的轉變，啟示傳統大眾媒體在媒介產品製作與生產方麵需要做出變革。清華大學劉惠芬以互動式數字化平台為基礎，結合數字電視、IPTV、網絡視頻和手機視頻等新的應用，分析互動視頻的特點、結構形態和技術實現的基本模式，指出互動視頻的結構主要有多線索的平行敘事結構、多結局的發散結構。
總體而論，本次年會對於新媒體的研討體現了以下幾個研究旨趣：其一，對社會現實的關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以網絡集群事件為代表的社會問題，他們的研究視角也不僅僅局限於政府與新聞媒體，而是更多地對準了網絡群體性事件中的普通網民。在研究集群行為時也不再簡單地作非此即彼式的論述，而是有層次地遞進式展開。不足之處就在於研究視野仍然過於狹隘，或是從宏觀入手過於抽象籠統，或是從微觀入手卻難以抽象出有貢獻的理論點。其二，與其他學科交叉，汲取豐富的理論“營養”，尤其是借鑒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的概念體係和分析工具。這點在對公民社會和網絡社會交往的研究中體現得比較明顯，這是一種很值得提倡的研究思路，采用這種思路的學者們也得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研究結果。其三，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平分秋色”。一直以來，傳播學都很難擺脫傳統新聞學的研究模式，動輒討論大而空的“道理”，很多學者都對此作了反思並呼籲後學者采用實證、多元的研究方法。近幾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采用社會調查的方法研究傳播學的問題，本次年會中也有相當多的研究結論都是基於嚴謹的調查研究所得，值得肯定。同時，也要警惕因此而走入另一種“為方法而方法”的困境。其四，實務研究逐步深化。從研究領域上來看，本次年會的參與者對業界關注的傾向越來越明顯，他們從新媒體產業的現狀入手，意在探討產業發展所依托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進一步深化了研究的意義與價值，可見國內對新媒體產業的研究路徑已經漸趨成熟，不足之處是總體而言重實務而輕理論抽象，研究零散尚不足以自成一體。以上這些都體現了近年來社會變遷的背景下新媒體研究領域的發展方向，希望能給後學者以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