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福利國家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主張，福利國家的目的之一就是彌補根本性的社會分化和減少社會不平等。這也是福利國家思想的本質，但最終目的的達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實上，有顯著的證據表明福利國家將階層、性別和種族分化與不平等製度化。當然如果沒有福利國家，在很多領域存在的階層、性別和種族的分化與不平等的程度將更加嚴重。福利國家在減少或加劇社會不平等與分化上的矛盾性是本書的核心議題。首先，我們假設在美國、德國、瑞典和英國，福利國家是在男權製和種族製結構的資本主義（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８９：ｘｉｖ）背景下運行起來的。當然也存在許多其他重要的社會分化，福利國家對其具有關鍵性作用，同時圍繞著這些福利需求，社會運動被廣泛動員起來。這些社會分化包括由年齡、生理、智力、性取向、宗教皈依和民族認同等造成的分化。工業社會中的這些分化與階層、種族和性別上的分化一樣普遍。階層、種族和性別變量的選擇主要是由當代福利國家的政治學以及社會科學方麵的數據所決定的，他們所反映的是政治在這些分化當中往往扮演著關鍵性角色。因此，我們在這裏假定福利的三個核心社會分化是階層、種族和性別分化。當然，有必要簡單回歸一下這三個概念的內涵。
階層與福利的階層分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現有和未來的福利首先取決於出賣勞動力獲得工資報酬。這種依賴性在一個工人或農業工人身上體現得很明顯，但在他們的家人身上表現得不那麼明顯。工資被用來購買滿足生活福利的必需品。勞動力被雇主或投資方所購買，而工人階級則很難有效地控製投資方。通過政黨政治、工會組織以及其他多種階級鬥爭形式，同時通過由管製和稅收來管理資本的國家，工人階級在工作領域能夠經常性的對資本施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影響。資本存在的唯一目的在於獲利並且在殘酷的資本主義競爭中存活下來。因此為了獲得一個公平的競爭標準，由國家對資本施以法律和行政管理是必須的。現代資本也要求國家確保工人階級的教育、健康和福利水平以適應其勞動要求。除此之外，資本還要求工人階級必須適應其規範的有薪雇用模式。福利國家也是資本對勞動力再生產要求的結果。工人階級為爭取福利而進行的鬥爭和資本對勞動力再生產提出的要求一起促成了福利國家的產生。福利國家概念不僅包括由公共機構所提供的直接性福利收益和服務，也包括由職業機構、營利性機構、誌願組織、慈善組織、非正式組織以及其他形式的個人福利所提供的津貼和服務。
資本主義經濟不可避免地會經曆利潤增長和膨脹的繁榮期與利潤下降和不景氣的衰退期。很顯然，在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時期，福利國家會變得更為穩固，因為資本總是在那些福利服務的領域為利潤尋找新的空間。在某些情況下，這對福利國家的部分私有化形成壓力。事實上，無論一國經濟狀況如何，資本主義製度下的福利國家從來沒有完全安全和穩定過。特別是經曆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時，同時也是工人階級的福利需求最為緊迫的時候，投資方往往會尋求削減福利國家開支。當然在這一時期，投資方也會支持運用社會福利來減少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的不滿情緒。
這些有關投資方為利潤和公平競爭而鬥爭以及工人階級為更好的生活條件而鬥爭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式的假設，在福利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但是人們也很快發現這一分析方法存在局限性和不足，比如當它被運用到分析工人階級內部由於收入、技能、雇用形式、社會地位、種族、宗教、性別、地區等導致的社會學和政治意義上的分化時。
為了對福利國家的影響作出更加精確的階級分析，通常要使用職業社會階層這一更加中性化的韋伯式概念，並且要運用能夠根據社會階層分析方法作出解釋的有關收入分化和貧困方麵的數據。在英國、瑞典和德國，官方統計人員和社會學家就職業分化進行分層研究已經很多年了，但問題在於他們通常受不同研究基礎的限製。在美國，沒有一個被廣為接受的關於職業社會地位的定義，因此，種族被廣泛應用為社會分層的一個核心變量。職業社會分類使用技能、身份以及收入來源等標準。通常韋伯意義上的工人階層等同於體力勞動者和地位較低的白領工人，而那些在經理職位和專業崗位上工作的人則被看做是中產階級。當家庭也用這種方法進行分層時，一般會把家庭中當家人（通常是男性）的職業分層，毫無疑問這種分層方法具有明顯的性別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