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童年——國土淪陷，人亡家破
我祖籍是江蘇省崇明縣，即長江口的崇明島（現屬於上海市）。我父親施純丞，他5歲時因家鄉遭水災，全家隨祖父逃到蘇州。由於家庭貧困，父親小學畢業後就不能再升學，但一直沒有放棄學習， 16歲開始他邊當小學老師，邊上技術學校。1932年拜國學大師章太炎（字炳麟，1869—1936）先生為師，學習國學，成為大師最年輕的弟子之一。由於父親勤奮刻苦，大師為父親題詞“純丞讀經勤苦、故以檗題其齋”，故父親名純丞，字檗齋，檗有苦黃連的意思。父親在國學方麵頗有造詣，畢生從事教育工作，長期擔任高中教師，也兼任大學教師。他還擅長山水畫和書法，1936年曾舉辦過畫展，有兩幅畫還送到巴黎展出，至今我們還珍藏著他當年的繪畫、書法作品和章太炎先生署名的題詞，以及章太炎先生與眾弟子的合影，張大千等人也在其中。
我的童年是在蘇州度過的，我們兄弟4人，我排行老二，大哥施瑞衡，大弟施璉衡，二弟後來因送人撫養而改名為王勇明，我父母和我們兄弟4人一家6口，當初生活還甚為安定幸福。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當時我在草橋小學讀一年級，經常遭日寇飛機空襲，據記載僅11月13—15日3天內日軍共投彈千餘枚，東吳大學、蘇州中學、女子師範學校、紅十字醫院、蘇綸紗廠均遭轟炸，死傷無數。不久蘇州淪陷，日寇入城後，城牆內外、大街小巷一片血泊火海，護龍街（今人民路）上，橫屍到處都是，據不完全統計，被日軍殺害的平民、傷兵逾萬人之多。日寇占領期間，欺壓中國人的行為更是屢見不鮮，我親眼見過日寇打老人耳光，僅因為老人經過日寇哨位沒有鞠躬，小學的日本教師也經常打學生。父親對日寇極其不滿，不願為日偽政府和日本人做事，隻能在馬路邊擺舊貨攤謀生，並在家裏開了個補習館，為附近的孩子補習功課。生活難以為繼，經人介紹父親隻身到南京國立模範女中教書，後又到偽中央大學（現在的南京大學）任職。
母親一生辛勞，父親去南京後，母親一人在蘇州撫養我們兄弟4個，積勞成疾，加之家庭經濟困難，1942年生三弟時得病，因無錢醫治就去世了，時年39歲。母親早逝後，全家生活陷入絕境，父親無奈，隻得將當時才生下的三弟送育嬰堂，3歲的二弟送給了王家，大哥剛初中畢業就被送到一家店鋪當學徒，父親把我和弟弟接到南京，和父親一起住在南京偽中央大學甲字樓的單身宿舍裏。當時生活條件很艱苦，我和弟弟擠在一張小床上，在夥房訂兩份飯3個人吃，經常餓肚子。日寇的侵略、國土的淪陷把我們曾經安定幸福的生活打破了。由於生活艱辛和過度勞累，父親患上了肺病，每晚都咳得厲害，但仍然工作到深夜。這一連串的苦難，至今仍不堪回首。父親經常教育我們要好好學習，給我們講國家為什麼受人欺負，主要是太落後，國家要富強就要靠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共同努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中學時代——反動統治，民不聊生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大家滿懷喜悅地迎接蔣介石回南京，我因在小學時跳了一級，由五年級直接上了初中，那時正在偽國立模範男子中學讀初二，學校組織學生到明故宮機場迎接蔣介石，沒想到一輛軍車闖入我們的隊伍，當場壓死了我們班的兩個同學。1947年發生了轟轟烈烈的“五·二○”運動，我親眼看到國民黨反動派殘酷鎮壓學生運動，徹底打破了我對國民黨的幻想。哥哥施瑞衡是地下黨員，也經常給我講述國民黨的腐敗和對共產主義的美好憧憬。那期間物價飛漲，父親在中學教書薪金微薄，發了薪金要趕快換成“袁大頭”（即銀元）或搶購大米，不然就要貶值，生活非常艱難。哥哥在小學教書，以補貼家用。
1949年南京解放，我們家有了很大的轉機。哥哥到燕子磯小學當校長，父親在市立三中教曆史、語文等課，繼母陳衛權（195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到小學任教。我在市立三中學習，1949年8月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0年高中畢業考試，我的成績名列前茅。數理化考題共8道，答對6道為100分，我答對了8道。考大學報誌願時，家裏有3個意見：父母親建議考南京大學文史類，既可繼承父親衣缽，又可留在南京；哥哥建議我考東北的大學到老解放區去；舅舅陳昌言在鐵路工作，是橋梁專家（曾任南京長江大橋總工程師），他勸我上中國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簡稱唐山交大）。3個學校我都報了名並都被錄取了。最後我選擇了唐山交大土木係，當時想法很簡單，認為到鐵路工作是鐵飯碗，工資也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