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6章 係師張魯天師與《老子想爾注》(1 / 3)

一、注者為誰:曆代關於《老子想爾注》作者之紛爭

本書前文中曾言及,老祖天師張陵於巴蜀地區創建五鬥米道的時候,曾用《道德經》教示信眾。可以想見,老祖天師張陵當時一定作有大量的用於向五鬥米道信眾宣講《道德經》的“教材”或“講義”,其中就包括了老祖天師平生研讀《道德經》的理解、體會和感悟。隻是當時,老祖天師張陵老祖天師並沒有想到把這些“教材”或“講義”編訂成書,更沒有想過要把它們“出版”,從而擁有著作的署名權。所以,很自然地,老祖天師張陵是曆代張天師中最早對《道德經》作注解之人——當然,這種注解還不是非常正式的。

我們知道,五鬥米道傳到係師張魯天師雄踞巴漢地區的時候,一方麵擁有了來自於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麵,五鬥米道在雄踞巴漢地區的三十年時間內,外部環境相對安定,宗教組織和管理機構也較老祖天師張陵的時候有了很大的完善,物力和財力也相對比較寬裕。這時候的係師張魯天師就可以更係統化地把老祖天師張陵當年宣講《道德經》的種種“講義”,加上自己研習《道德經》的理解予以融合,編訂成冊,並利用自身作為五鬥米道宗教領袖的身份的條件,分發於廣大五鬥米道信眾進行教化。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老祖天師張陵及其孫係師張魯天師所注解之《道德經》——《老子想爾注》一書的由來。

本來,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隻是隨著時光的流逝,後來的人們在到底是老祖天師張陵注解了《道德經》,還是係師張魯天師注解了《道德經》這件事情上起了很多的紛爭,這在眾多古籍文獻中都可以找到紛爭的證據,以至於現在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學術問題,打了不少的筆墨官司。

綜合古籍文獻中各種有關《老子想爾注》的作者之說法,大抵有如下三種:第一種說法認為為《老子想爾注》作注的是老祖天師張陵;第二種說法認為作注者為係師張魯天師;第三種說法比較離譜,認為作注者是劉表。

先看第三種不靠譜的說法,認為劉表才是《老子想爾注》的作者。

認為劉表為《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的說法見於唐初高祖時代陸德明所著《經典釋文·序錄》中。陸德明原文是這樣說的:

不詳何人,一雲張魯,或雲劉表。

從陸德明的原文可以看出,他雖然不能確切地肯定《老子想爾注》的作者是誰,但比較而言,還是傾向於肯定係師張魯天師才是《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的,這不僅是因為他把係師張魯天師放在第一位說的,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陸德明在提到劉表為《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的時候的口氣和用詞——“或雲劉表”,意思是說,也有人認為作《老子想爾注》的作者是劉表,其肯定程度是很低的。

當然,既然在曆史上有認為《老子想爾注》為劉表所作這樣一種說法,從學術研究的態度而言,就必須要搞清楚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說法。事實上,學術界已經找到了之所以出現誤認為《老子想爾注》之作者為劉表的看法的原因。

因為,根據《後漢書·劉表傳》中的記載,劉表本是一位深奉儒家五經之學的儒士,他做荊州刺史時曾“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母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中華書局1965年點校本《後漢書》第9冊,第2421頁。。想想看,劉表尚儒術至如此癡情的地步,假如《老子想爾注》真是劉表所作,又怎麼可能有詆毀五經之內容出現於其中呢?!此是劉表不可能是《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還有的學者還進一步考證清楚之所以會誤以劉表為《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的原因。根據劉大彬《茅山誌》卷九“道山冊”著錄之《道德經五千文》所引陶弘景《登真隱訣》的話稱:

老子《道德經》有玄師楊真人(楊羲)手書張鎮南古本。鎮南即漢天師第三代係師魯,魏武表為鎮南將軍者也。

這段話給我們提供了這樣幾個信息,其一,楊真人(楊羲)曾親手抄錄所謂的“張鎮南”所著之《道德經》古本;其二,還肯定所謂“張鎮南”即為第三代張天師張魯,“鎮南”為“鎮南將軍”之簡稱,為係師張魯天師歸降於曹魏之後曹操所親封。

本書前文曾言及,東漢末年,中央政權十分衰弱,已經無力控製地方豪強勢力,所以隻能采取懷柔——常常是用封賜某個官職、稱號的手段,意圖對地方的豪強勢力予以暫時的安撫。所以,東漢末年出現了不少類似於“鎮南將軍”之類的稱號,這種稱號本身表達的是希望南方各地平安,希望受封之人有特殊的威望,能夠鎮住南部地區,從而不要發生叛亂。所以,“鎮南將軍”這類封號並不是表征某種特殊功勞的專有名稱。前文已經言及,係師張魯天師在歸降於曹魏集團之後,就被封賜“鎮南將軍”的稱號。係師張魯天師的“鎮南將軍”之稱號確為曹操所授,史有明載。《三國誌·魏書》卷八之“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稱:

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三國誌·魏書》卷八之“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中華書局1982年點校本《三國誌》第1冊,第265頁。

無獨有偶,劉表也曾經被封賜為“鎮南將軍”,隻是劉表的“鎮南將軍”稱號並不是曹魏集團所冊封,而是東漢的地方豪強軍閥頭子李傕所封。據《後漢書·劉表傳》中所載:

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己援。《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第六十四下》,中華書局1965年點校本《後漢書》第9冊,第2420—2421頁。

通過以上這兩條史料的列舉,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之所以會出現誤以劉表為《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的原因了,因為劉表和係師張魯天師都曾經受授過“鎮南將軍”的稱號,加之劉表在後世正統史學家的曆史敘事過程中其“名氣”和“重要性”似乎要比係師張魯天師大得多,所以後人才會在看到“鎮南將軍”作《老子想爾注》之類的字眼時,馬上就把劉表跟《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緊緊地聯係在一起。這種誤會應該說在南朝末陸德明時代就出現過了。但當時還是有很多明白人的,至少陸德明是清楚的,所以就出現了如上陸德明在《經典釋文·序錄》中“或雲劉表”的筆法,那隻是如實地記敘當時社會流行著的一種誤訛《老子想爾注》之作者為劉表的看法而已。

再看其他兩種說法,即認為是老祖天師張陵,或係師張魯天師為《老子想爾注》的作者。

剛才已經提到過了,本來這不是個問題的,隻是後世的古籍文獻記載中確曾出現過這樣一些要麼認為《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為老祖天師張陵,要麼認為《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為係師張魯天師的提法,這才造成了《老子想爾注》的作者到底是老祖天師張陵還是係師張魯天師的學術問題。其實這兩種看法隻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說的,它們並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對立的關係。筆者在這裏並不打算爭論哪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而僅就這兩種說法之合理性做出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

古籍文獻中出現《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為係師張魯天師的看法比較早,也比較多。如道教的早期道經《傳授經戒儀注訣》之“序次經法第一”就持這種觀點:

係師得道,化道西蜀,蜀風淺末,未曉深言,托遘想爾,以訓初回。初回之倫,多同蜀淺,辭說切近,因物賦通,三品要戒,濟眾大航,故次於河上。河上,想爾,注解已自有殊。《道藏》第32冊,第170頁。

引文中的“係師”即五鬥米道第三代天師張魯天師,引文中肯定《老子想爾注》為係師張魯天師於西蜀傳道時所用的書籍媒介。當然,引文中還從正統的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認為《老子想爾注》寫得比較淺陋,其水平和重要性次於漢代另一部注解老子《道德經》的作品,即《老子河上公章句》——當然,這種看法是有偏頗的,筆者將在後文中作進一步的解釋。

正如剛才提到的,活動於南朝末年至唐初的陸德明時代,係師張魯天師是《老子想爾注》作者的看法也是得到當時知識界的眾多的人的認可的,甚至到了元代的劉大彬編輯《茅山誌》的時候,一般人也還是認同係師張魯天師才是《老子想爾注》的作者的看法的。此後,一直到明、清兩代都是如此。明代所編修的《道藏闕經目錄》中提到《老子想爾注》為係師張魯天師所作。

但古代典籍文獻中也不乏認為《老子想爾注》為老祖天師張陵所作的記載。認為《老子想爾注》為老祖天師張陵所作的記載,主要見於唐玄宗《道德真經疏外傳》,唐代佛教人士釋法琳的《辯證論》,以及五代高道杜光庭所著《道德真經廣聖義》等文獻中。這些文獻中均明確地提出:“《老子想爾注》為老祖天師張道陵所作。”

如上兩種看似矛盾的記載,細細思索一下,卻並不矛盾。一些著名的學者已經就這個問題做了很合理的解釋,筆者這裏僅引述一下他們的看法。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在《老子想爾注校箋》中就提出:“《老子想爾注》當是老祖天師張陵之說而魯述之;或魯所作而托始於陵,要為天師道一家之學。”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箋》,《選堂叢書本》第4頁。 無獨有偶,台灣著名的學者鍾肇鵬先生針對這個問題作了更為詳細的考辨,他是這樣闡述《老子想爾注》的作者問題的:

《想爾注》一說為老祖天師張陵注,一說為張魯注。表麵看來不同,其實並無矛盾。漢以前古籍,大抵均非一人自著。先秦諸子實為某一家一派的論著,並非一人之作。如《墨子》為墨家學派之言,《莊子》為莊子學派的論著。《老子想爾注》也是如此。老祖天師張陵創教得有所憑藉,故尊老子為太上老君,奉《老子五千文》為經典,教授道徒,使大家“都習”。老祖天師張陵以《老子》為道教經典,教授徒眾,自有講授。陵傳子衡,衡傳子魯。張魯統治漢中垂三十年。故《想爾注》稱張鎮南定本。祖孫相傳,正是一家之學。因之把《想爾注》說成是老祖天師張陵注是對的,把《想爾注》說成係師定,張魯注也是對的。用今天的著作體例來分析,則應當說:《老子想爾注》老祖天師張陵原注,張魯增訂或增補、補訂。古書簡略,也沒有什麼著作權之爭,同是一家之學,故或題老祖天師張陵,或題張魯。後人不了解古代著書體例,以現在的眼光看待古書,所以對於《老子》、《莊子》的著者和時代說議論紛紛了。鍾肇鵬:《〈老子想爾注〉及其思想》,載《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

二、流傳統緒:《老子想爾注》的版本形式及其

在元代之失佚

上一節曾提及,作為老祖天師張陵及係師張魯天師用來向巴蜀五鬥米道信徒宣講《道德經》之講義性質的《老子想爾注》,後人對它的評價並不高,還說什麼“蜀風淺末,未曉深言”,“托遘想爾,以訓初回”,意思是說《老子想爾注》所闡發的哲學思想未達至老子哲學思想那種極為抽象、玄妙境地。

這種評價並不中肯,因為它忽略了《老子想爾注》的講義性質,而且這種以講義麵貌出現的注解老子《道德經》之作主要是麵向巴蜀地區那些並沒有太高文化層次、哲學基礎的五鬥米道信眾。無論如何,老祖天師張陵及孫係師張魯天師通過注解老子《道德經》一書,為今天的人們了解道教初創時期及天師道的早期形態,了解當時一般民眾的知識和信仰狀況,乃至於對研究老子《道德經》的版本源流情況,都是十分寶貴而直接的文獻資料。

有鑒於此,筆者在這裏結合學界的研究成果,擬對《老子想爾注》在中國曆史上的版本、書名、字數及其相關情況作一簡要的敘述。

《老子想爾注》的成書時間大約在後漢三國時期。成書之後,雖經曆過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的大變革及社會的大動亂,但仍然屬於道門中十分重要的經典,頗受道門中人重視,例如前文中引用過的早期重要道經《傳授經戒儀注訣》《道藏》第33冊,第170頁。雖然認為《老子想爾注》的注解水平不高,但仍然列《老子想爾注》為當時道士誦習的十卷經之一,其第五、六位即是《老子想爾注》。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傳授經戒儀注訣》中,《老子想爾注》題作“《太玄部》卷第五·老君道經上,想爾訓;太玄部卷第六·老君德經下,想爾訓”。一方麵,這說明當時《老子想爾注》是分上下兩部分注解老子的《道德經》的;另一方麵,《老子想爾注》在當時又被稱為《老子想爾訓》。後文還會看到,這種看法是可信的,可與當今於敦煌洞窟中所發現的六朝寫本殘卷“老子道經上,想爾”格式相互印證。

盡管《老子想爾注》的成書年代早到東漢末年,其對於道門中人之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但其進入官方正統的著書目錄之中卻是晚至唐代的事了。李唐王朝以李為國姓,視先秦大哲聖人老子李耳為自己的祖先,對之加以無上尊奉,於是在有唐一代,道教大為貴盛。道教之於有唐一代之貴盛,連帶而來的是對老子《道德經》及其各種注解之作之重視。所以在唐代高祖的時候,國子博士陸德明所著《經典釋文·序錄》中收錄了《想餘注》二卷。當今學者認為《想餘注》當為《想爾注》之誤,因“餘”與“爾”形近而訛。後來,唐玄宗在禦製《道德真經疏外傳》時,列錄古今各家注《道德經》之著述,其中即有列入“《想爾》二卷”。另,唐玄宗時,在高道張萬福所撰之《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中所列《道德經》目錄中收入“想爾注”上、下二卷。

唐末五代時,在高道杜光庭所撰之《道德真經廣聖義》中,所列述曆代詮疏注中仍然有《想爾》二卷。

宋代是道教發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宋代的軍事力量雖然不怎麼樣,但宋人在經濟上,尤其是文化上達到了中國曆史上的巔峰狀態。在此一大背景下,加之趙宋皇室對道教的崇奉,宋代高道不獨撰著新的道門經典,還對傳統的道門曆史文獻加以仔細地整理和保留,這尤其體現在對曆代老子《道德經》及其注解著作的整理和保存上。

很自然地,我們今天仍然可以輕易地從宋人的著作中找到《老子想爾注》存在之蹤跡,如在宋代高道謝守灝所撰之《老君實錄》,彭耜所撰之《道德經集注雜說》,以及另一高道董思靖所撰的《道德經》注解文獻中都可以看到《老子想爾注》之名錄。不過,在宋代如上幾位高道的著作中,多引用杜光庭有關《老子想爾注》之說為依據,他們似乎並不是很在意《老子想爾注》中的哲學思想對於他們自身著作的重要性和參考價值。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宋代高道及一般道門信眾之文化水平普遍較高,他們在精神氣質上主要屬於“正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精英類型,所以才會出現不太重視《老子想爾注》這類專門針對文化水平比較低的道門信眾宣講老子之大道哲學思想的著作。

元代初期,《老子想爾注》仍然尚存。本書前文中曾提及,元代茅山道士劉大彬所撰《茅山誌》卷九之“道山冊”首引陶弘景《登真隱訣》中的話,稱《道德·五千文》為“張鎮南古本”:

老子《道德經》,有玄師楊真人(楊羲)手書張鎮南(張魯)古本。……其所謂為五千文者,有五千字也。數係師“內經”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由來闕一,是作“三十輻”就作“卅輻”,蓋從省易文耳,非正體矣。宗門真跡不存。今傳五千文為正本,上、下二篇不分章。《道藏》第5冊,第591頁。按:今本《登真隱訣》不見此文,應是佚文。

引文中說得很清楚,元代的老子《道德經》各版本中,有由南北朝高道楊羲手書傳下來的所謂“張鎮南古本”,這即是保存在《老子想爾注》中的老子《道德經》的白文部分。還解釋說,“張鎮南古本”中的《道德經》白文部分按理當有五千個字,可是數來數去隻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個字,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張鎮南古本”把《道德經》中的“三十輻”寫成了“卅輻”,這樣就少了一個字。

不過,我們現在可以肯定的是,《老子想爾注》在古代的失傳也是在元代。

元代開國之初期,蒙古皇室對興起於北方的全真道派寵信有加,這使得全真道不獨可淩駕於佛教勢力之上,而且全真道還因為得到了來自王權的支持、信任,還廣泛地參與到元朝的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諸多事務中去。

隨著全真道勢力的進一步擴張,北方大量的原屬佛教的宮觀也被全真道給占據了。不獨如此,全真道界人士還自恃有元代皇帝的支持,在占據大量佛教寺院的同時,還對那些信佛人士進行種種人格上的羞辱。可以想見,這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了佛教界的諸多信眾的不滿。

伴隨著全真道勢力擴張而來的另外一個後果是,全真道自恃於蒙元王朝立國有功,其身份、地位特殊,甚至於敢對蒙古皇室原來所信奉的薩滿教及藏傳佛教加以恥笑貶損,這無疑會引發蒙元皇室對全真道的反感情緒。

當然,最終促使蒙元王朝對全真道的態度發生根本性轉變的還是全真道在經濟勢力上的高速擴張——全真道在北方地區占有了大量的宮觀地產,如良田、人口等。這對於元王朝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中央政府沒辦法征收租稅,同時能為帝國服勞役的人口數量也會少很多。

問題最後必須得到解決,其解決的契機便是由佛教界人士發起的幾次大的辯論。剛才提到,隨著全真道勢力的進一步擴張,元王室對全真道的態度已經發生的轉變。而當佛教界的僧人在朝廷上提出關於《老子化胡經》之真偽問題的時候,馬上就得到了皇帝的支持。這樣,在由元朝皇帝所主持的看似公正、公開的圍繞《老子化胡經》之真偽問題的大辯論會上,全真道之精英人士們是一敗再敗,並且敗得一塌糊塗。

辯論失敗的結果是十分嚴重的。全真道大量的地產被沒收,大量的道觀財富被收歸國有,大量的全真道士被勒令還俗。總之,全真道的勢力似乎一下子就從巔峰跌入了穀底。

當然,伴隨著全真道之辯論失敗而來的還有另外一個嚴重的後果,那就是不僅道教的大量經書被焚毀,而且還有印行《道藏》的雕版也要被毀壞——這對於道教來說,無疑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大“法難”。

當然,由元朝皇帝所下之焚毀道教經書、經板的命令之執行並不是十分的徹底,大量的道經文獻在經曆過這次大“道難”之後還是保存了下來。不過,仍然有不少的道教經典文獻永遠地消失了,其中就包括《老子想爾注》。

到明代正統年間重修《道藏》的時候,縱然還能找到多達五千餘卷道經文獻,但已經沒辦法恢複元代所修《道藏》的規模了。明代在編修《道藏》之後曾撰作了《道藏闕經目錄》。據陳垣先生的意見,《道藏闕經目錄》是明代所編修之《正統道藏》較元代道藏所缺之道教經書之目錄。而在《道藏闕經目錄》中即題有《想爾注·道德經》二卷,這說明明代在編修《道藏》的時候已經找不到《老子想爾注》一書了。自東漢末即流傳下來達一千餘年的《老子想爾注》一書,至此退出了人們的視線。

到清代的時候,《老子想爾注》之書名仍然為當時的文化精英人士所提及,例如侯康、姚振宗、曾模諸人,在補《後漢書》中的“三國藝文誌”時,依然提到了該書。不過,他們也隻是依據唐陸德明所著《經典釋文序錄》中所著錄之“想爾注二卷”而知道曆史上曾經流傳過《老子想爾注》,顯然沒親見該書,因而其中不乏以訛傳訛之處。這說明明清時代,《老子想爾注》之書早已亡佚了。見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又見李養正:《〈老子想爾注〉與五鬥米道》,載《道協會刊》,1983年第12期。

三、重見天日:敦煌殘卷本《老子想爾注》的發現

剛才提到,《老子想爾注》至元代就已經失佚了。所以明清兩代文化界的精英人士雖然多提及該書名,但實末親見原文,所以以訛傳訛之處甚多,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清朝末年。

二十世紀初,來自英國的探險家斯坦因抵達敦煌的莫高窟,發現了大量的六朝以來的文獻。冥冥之中似乎有老天爺的護佑,《老子想爾注》竟然保存在這些文獻之中。

不過,在敦煌洞窟中發現的這件《老子想爾注》的原件已經被斯坦因帶回到了英國,現藏於大不列顛博物館,編號為斯氏6825.當然,在敦煌洞窟中所發現的《老子想爾注》也不是全本,而是一個殘本。

據近代學者王重民、饒宗頤二見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先生考證,敦煌洞窟所發現的殘本《老子想爾注》為六朝(420—589)寫本,這離其行世的年代公元三世紀不遠。該殘卷在卷末題有“老子道德經上”字樣,之下分行,還注有“想爾”二字。該殘卷文字起自“則民不爭亦不盜”,終於“悉皆自正矣”,亦即該殘卷注解老子《道德經》之原文起自“使民不爭”,而終於“天下自正”,基本上是老子“道經”——即古本老子《道德經》上篇的注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