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四歲來台灣，台灣雖是亞熱帶，但對我說來，卻一片寒氣，像是漫漫長夜的冬天，原因是在國民黨偽政府統治下，寒氣襲人，活得非常不舒服。在中學的我，被寒尚輕，是“小寒紀”；大學以後，寒氣漸濃，是“大寒紀”……到了文星結束，以至彭明敏偷渡，我被全天二十四小時“跟監”（跟蹤監視）後，則是公然以武噓寒了，一寒至此，我戲呼“寒武紀”，不亦宜乎？
在“寒武紀”來臨之前，我認識了一個朋友，就是李翰祥。對李翰祥，我本無好感，原因是他的作品，間接使我大罵他媽的。我做預官八期排長的時候，正是他《江山美人》流行的日子。部隊整天播的、老兵整天哼的，都是梅龍鎮那一套，播呀哼的，煩人煩得要命；後來我總算退了伍，跑到台北，又碰到《梁山伯與祝英台》流行，我躲開現代梅龍鎮，卻又碰到台北狂人城，和薩孟武、徐複觀之流對淩波的意淫風（徐複觀寫肉麻的詩，說要對淩波“詩以張之”！），烏煙瘴氣，也煩人煩得要命。說李翰祥的作品間接使我大罵他媽的，因為直接永不可能，理由是：我從沒看過這種他媽的國片。李翰祥後來聽說我沒看過他的《梁祝》，大吃一驚，開玩笑說：“李敖你這種朋友怎麼能交！你不看朋友拍的電影！”我說：“現在你知道如何維持友誼了吧？最好你也別看我的書！”
我認識李翰祥是在他來台灣成立國聯影業公司以後，時間是1966年4月16日，是康白（何偉康）介紹的。一個月後（5月17日），他約我在他的明星講習班上講一次演，然後請我在他家吃晚飯。他說他看出來李敖是最厲害的東北人，並且像紹興師爺。那時文星已近尾聲。國民黨封殺文星後，我陷入謀生的困境。當時謀生，光靠偷偷摸摸幫出版社和雜誌社的忙是不能維持的，因為這些文化商人抵抗不了官方的壓力，所以所謂偷偷摸摸幫忙，隻是一時的、按件計酬的，並且很慪氣的。例如我編了《羅素選集》，水牛出版社彭誠晃卻不敢掛我的名字，而是由他們的股東劉福增坐享其成的。所以我不得不另想其他生路，其中一個，就是賣洋人舊電器。主要來源是美軍顧問團用過的二手貨。有的外國朋友離台後，也願把舊電器賣給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後為了《苦海餘生》一書，國民黨大捧特捧包德甫，國民黨完全忘了：當年包德甫為了支持李敖抵抗極權與迫害人權，曾被國民黨“留置”、“找麻煩”、“飛機場洗澡”，國民黨對自己，可真既往不咎啊！
除了賣舊電器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學問一時謀生的路子。1968年12月8日，李翰祥打電話給我，說他要拍唐伯虎的戲，他知道古代有一部《唐伯虎千金花舫緣》的劇本，問我知不知道這劇本收在哪部書裏，我說這劇本收在董康輯的《盛明雜劇》裏。他對我的淵博大吃一驚，問我哪裏有《盛明雜劇》，我說《盛明雜劇》是武進董氏誦芬室刊本，台灣很難找，我試試看。事實上，這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就有，我故意不說。第二天，我告訴李翰祥，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舫緣》的影印本，要一百美元。李翰祥說，隻有幾頁，太貴了吧？我說：“翰祥啊！知識很值錢啊！你拿這知識，可以編劇本賣大錢；別人提供知識，怎可以賣小錢啊？”李翰祥認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元。12月10日晚上，李翰祥和康白來我家，他說要請我在欣欣餐廳吃晚飯，他的國聯公司陷入困境，現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總幹事陳綏民負責，晚飯時候陳綏民也會來。在吃飯的時候，我對陳綏民說：你們國民黨的統戰手法，可得改一改了，這樣子統戰，不是爭取朋友，而是製造敵人，這樣會逼人逼出事來的。陳綏民說：我們逼了誰了？你說說看。我說你們日夜派特務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麼？他說哪有這種事！我說我們現在就去查看如何？陳綏民無奈，就說好。於是四個人坐我的“計程車”（我的汽車雖是自用，但和計程車同型同價，所以無異於計程車），到了溫州街彭家，彭明敏出來證實，陳綏民也就啞口無言。陳綏民走後，李翰祥很佩服我對朋友的照顧和對國民黨的抗衡。那天晚上我發燒，我提議早點回家。12月12日，就住進了宏恩醫院。全部醫藥費四千元，折合美元，正是一百。我笑著對小情人小蕾說：“儻來之財，來得容易去得快，不是好來也不是好走。等於唐伯虎先生代付了醫藥費！”12月13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醫院來看我，同來的有宋項如、郭韌各位。李翰祥進房就找電插座，我說幹什麼？他說：“我帶來幻燈機，放一些幻燈片給你解悶。”於是就放映起來，內容全部是洋漢子和金發美人的春宮，有近景，也有大特寫。最後他把機器等全部留給了我，讓我看個夠——這就是李翰祥的體貼和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