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第一節‘20世紀中國民間文藝學’，作為概念
據多年來民間文學研究者業已得到公認的說法，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學術史——民間文藝學①史發端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具體地說，其起點，是1918年2月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的成立，由劉複、沈尹默、周作人負責在校刊《北大日刊》上逐日刊登近世歌謠。此後，1920年冬歌謠征集處改為歌謠研究會；兩年後創辦《歌謠》周刊，出版了97期；再後，《歌謠》並人《國學門周刊》（後再改為月刊）；1923年5月24日又成立了風俗調查會。
近年來，隨著“重寫文學史”的呼聲日高，一些文學史家提出了“20世紀文學”的概念。幾部題為《20世紀文學史》的著作相繼出版，以“五四”為開端的現代文學史的格局，正在失去大一統的地位。文學史寫作的這種思路的出現，也給民間文藝學史的研究以啟發：“20世紀民間文藝學”這一概念是不是更切合科學的真實？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的濫筋，實際上確比“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早，應在晚清末年。從文化發展的一般道理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劃時代的，但它不是突發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以科學、民主為核心的新思潮積累
①“民間文藝學”這個術語，最早是鍾敬文於1936年1月出版的《藝風》雜誌（杭州）第4卷第1期上發表的《民間文藝學的建設》一文中提出來的．到2002年編輯的《鍾敬文文集·民間文藝學卷》收人此文時，作者加了一條注解：“‘民間文藝學’這個術語，一般用以指關於民間文學的理論、研究，有時也兼及民間文學的收集、整理等學術活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頁）
到一定程度才爆發起來的。從本世紀初起，嚴格地說，從1898年維新運動及其失敗之後，西學東漸、對抗傳統的新思潮一浪高過一浪。政治領域裏改良派發動的維新運動和革命派發動的推翻帝製的革命運動，文化領域裏旨在對抗舊傳統而興起的白話文、通俗小說等文化浪潮，為“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鋪墊和積累。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學術史，正是在晚清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這兩股勢力從政體上和文化上改變中國傳統社會的情況下肇始，而在“五四”運動爆發及其以後，彙人了文學革命的洪流中去，成為文學革命的一支的。
晚清時代，中國的政治處在激烈的動蕩和變化之中。文學史家陳子展先生在其《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1929）一書中說：“所謂近代究竟從何說起？我想來想去，才決定不采取一般曆史家區分時代的方法，斷自‘戊戌維新運動’時候（1898）說起。……中國自經1840年（道光二十年）鴉片之戰大敗於英，割地賠款並開五口通商……尤其是1894年（光緒二十年）為朝鮮問題與日本開戰，海陸軍打得大敗，以致割地賠款，認罪講和。當時全國震動，一般年少氣盛之士，莫不疾首扼腕，爭言洋務。光緒皇帝遂下變法維新之詔，重用一般新進少年。是為‘戊戌維新運動’。這個運動雖遭守舊黨的反對，不久即歸消滅，但這種政治上的革新運動，實在是中國從古未有的大變動，也就是中國由舊的時代走人新的時代的第一步。總之，從這時候起，古舊的中國總算有了一點近代的覺悟。所以我講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就從這個時期開始。”①有學者指出，陳先生的指定未免過於籠統。認為，中國新文學的起點不是“戊戌維新運動”，而是它的失敗之日。②維新變法雖隻有百日，但維新運動的徹底失敗，在1900年。應該承認，這個修正是有道理的。“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之後，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思想變得深沉而活躍了。西方的或外國的文化思潮對中國知識界發生著重大影響。失敗後逃往東京的梁啟超後來說：“既旅日數月，肄業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③說明了維新運動失敗之後知識界思想界所起的變化。中國文化從此真正進人轉型期。中國的現代民間文藝學，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政治情景下和文化轉型期裏產生的。
① 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見《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第5-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孔範今《新文學史概念提出的依據和意義》，《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第22頁，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七七》。
關於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的濫筋期的時限問題，民間文藝學界早就有人在思考，並且早已提出新的見解來了，不過由於當時社會政治時機的未成熟和表述語言的欠明確，而沒有受到學術界的注意和響應而已。鍾敬文早在20世紀60年代寫作的三篇關於晚清民間文藝學的文章，較早地提出並論述了這個問題。①時過40年後，他在《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中說：“其實，嚴格地講，中國的科學的民俗學，應該從晚清算起。”②
我很讚成鍾敬文關於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晚年他的學術立場從民間文藝學轉向了民俗學）的肇始的見解。1992年12月15日，中國俗文學學會在北京大學召開紀念《歌謠》周刊創刊70周年暨俗文學學術研討會，筆者在向大會宣讀的題為《中國民俗學的濫筋與外來幹涉文化的影響》的論文裏提出，中國現代民間文學運動，是在本世紀初一批眼界開闊、知識深厚、思想進步的哲學家、曆史學家、政治家、外交家們掀起猛烈的反孔運動，抨擊搖搖欲墜的中華帝國的種種弊端，呼籲參照西方社會模式改造中國、療救中國的新思潮和啟蒙運動中誕生的。我把較早地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民俗學熏陶的周作人為所翻譯的英國小說家羅達哈葛德和英國人類學派民俗學家安度闌俱根據神話合作撰寫的《紅星佚史》一書（商務印書館1907年11月，上海，《說部叢書》第78編）寫的序言，認定為中國最早出現的民間文學理論文章。O 1995年5月，正值對中國民俗學運動，特別是開民俗學田野調查之先河的1925年顧I剛先生一行的“妙峰山進香廟會調查”70周年時，中國旅遊文化學會旅遊民俗專業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中國民俗論壇”學術研討會，我再次撿起這個三年前作過但意猶未盡的題目，作了一篇《世紀回顧：中國民俗學麵臨的選擇——為顧領剛等妙峰山進香調查70周年而作》提交大會。④在該文中，我根據馬昌儀在《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中提供的材料，修改了以前的看法，把蔣觀雲（智由）發表於
① 指作者的《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間文藝學》、《晚清革命派作家對民間文學的運用》、《晚清改良派學者的民間文學見解》以及寫作於60年代而發表於1980年的《晚清時期民間文藝學史試探》等文章。後收人鍾敬文《民間文藝學及其曆史》一書中，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鍾敬文《建立中國民俗學學派》第6頁，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拙文《中國民俗學的濫筋與外來文化的影響》，收人昊同瑞、王文寶、段寶林編《中國俗文學七十年》第13-1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④ 拙文《世紀回顧：中國民俗學麵臨的選擇》，山東大學主辦《民俗研究》1995年第3期；收人劉錫誠主編《妙峰山·世紀之交的中國民俗流變》，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6年版。《廣東民俗》雜誌主編劉誌文又將其轉載於該刊1998年第3,4期上。
1903年《新民叢報·談叢》第36號上的《神話·曆史養成之人物》，指認為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最早的論文，於是把我認為的中國民間文藝學發端的年代提前到了1903年。到20世紀末，陳建憲的《精神還鄉的引魂之10-20世紀中國神話學的回眸》一文，也持這種說法。
近幾年來的研究工作，使“百年民俗”問題有了新的進展。對黃遵憲的研究，使我們有理由認為，他是前“五四”時期中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的一位重要的先驅。黃遵憲，在政治上是個改良派，但並不妨礙他在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理論上和民俗學實踐上所做出的建樹。他兼有政治家、外交家、詩人和學者的多重素質和身份，不僅有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而且深受西方和日本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浸染。1877年出使日本任參讚，其間在當地作民俗學調查並於1887年完成《日本國誌》（包括《序》、《學術誌》和《禮俗誌》》 , 1897年在湖南推行新政，大刀闊斧地進行移風易俗改革，實現他的“治國化民”、“移風易俗”的民俗觀和政治社會改革抱負。在文學創作上，他以家鄉客家人的民俗為本，創作了具有民俗風味的《己亥雜詩》及詩論。他說：“雖然，天下萬國之人、之心、之理，既已無不同，而稽其節文，而乃南轅北轍，乖隔歧異，不可合並，至於如此；蓋各因其所習以為故也。禮也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因人情而為之者也。人情者何？習慣也。川嶽分區，風氣間阻，此因其所習，彼因其所習，日增月益，各行其道。習慣既久，至於一成而不可易，而禮與俗皆出於其中。”他又說：“風俗之端，始於至微，搏之而無物，察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合之，人與人相接，人與人相續，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雖其極陋其弊者，舉國之人，習以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嚴刑峻法所不能變。”①他還自稱“外史氏”，在所供職的日本國，“采其歌謠，詢其風俗”，並“勒為一書”。所有這些，特別是《日本國誌》一書，都應看做是中國現代民俗學早期階段，即“前五四時期”民俗學的重要遺產。黃遵憲對於民俗學的關注以及論述，顯示了他對民俗的本質和社會功能的真知。盡管在鍾敬文之後，近年來又有人寫過有關黃遵憲民間文學、民俗學思想的文章，②但遺憾的是，民俗學界似乎並沒有給他在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民俗學形成初期的地位和作用以足夠的重視。
1900年維新變法失敗，八國聯軍人京。留日學生Ift翼AV於同年在日創辦
① 黃遵憲《日本國誌·禮俗誌》。
② 參閱楊宏海的《黃遵憲與民俗學》，《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譯書彙編》月刊，係統介紹西學，是為我國近代第一份哲學社會科學綜合雜誌。梁啟超逃亡日本，於1902年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發表維新派政論，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抨擊封建頑固派，也發表維新派詩人的作品文章。蔣觀雲於1902年將自己介紹西方文化和進化論思想所撰之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的文章，集為《海上觀雲集初編》交付出版。①在該書《風俗篇》裏，蔣觀雲對風俗的形成和社會作用發表了係統的意見。他說：“國之形質，土地人民社會工藝物產也，其精神元氣則政治宗教人心風俗也。人者血肉之軀，緣地以生，因水土以為性情，因地形以為執業，循是焉而後有理想，理想之感受同，謂之日人心，人心之措置同，謂之曰風俗，同此人心風俗之間，而有大辦事之人出，則政治家焉。……大政治家、大宗教家，雖亦以其一己之理想，欲改易夫人心風俗……是故人心風俗，掌握國家莫大之權，而國家萬事其本原亦於是焉。”他的風俗觀，旨在從中西風俗的比較中，強調中國人的風俗有垂待改革的必要。他說：“安田裏，重鄉井，溪異穀別，老死不相往來以為樂者，中國人之俗也；而歐洲人則欲繞遊全球，奇探兩極，何其不相類也。重生命，能屈辱，賤任俠而高名哲，是非然否，爭以筆舌，不爭以幹戈者，中國人之俗也；而歐洲人則知心成黨，留學為榮……事一人之事業，一人之業，朝政世變，則曰吾擠小人，何敢與者，中國人之俗也；而歐洲人……人人有國家之一份，而重有國家之思想……”等等。“今夫中國，風教因已相安，製度固已相習，使早能鎖國，果能絕交，雖循此舊俗，無進步之可言。”他的結論是：“中國人於耕稼之期最早，出於耕稼之期最遲。”“數千年便安之風俗，乃對鏡而知其病根之所在。“ 1902年冬蔣赴日，在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49》作編輯，並於1903年在該刊《叢談》上發表了《神話·曆史養成之人物》一文。②這篇文章被學界認為是最早的神話學論文。
王國維、梁啟超、夏曾佑、周作人、周樹人、章太炎等，相繼把“神話”作為啟迪民智的新工具引人文學、曆史領域，用以探討民族之起源、文學之開端、曆史之原貌。③晚清末年，革命派“驅逐勒虜”的反清情緒和政治運動，也直接激發和推動了神話學和民俗學的發展。章炳麟、劉師培、黃節等以民族主義的立
① 蔣觀雲《海上觀雲集初編》，上海：廣益書局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
② 蔣觀雲《神話·曆史養成之人物》，原載《新民叢報·叢談》第36號，1903年；又見馬昌儀編《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上冊），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版。
③ 馬昌儀《中國神話學發展的一個輪廓》，見其所編《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序言》，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版。
場，對感生神話和圖騰主義的研究和闡釋，除了對民俗學、神話學等學術思想的推進外，還用來從政治上指斥異族統治者的民族壓迫。鍾敬文說：“他（章炳麟，指他在《馗書》中對感生神話的論述）用原始社會的母係製度、圖騰主義（托德模即圖騰的異譯）等事例來解明中國古帝王感生神話的謎。盡管闡發並不充分，可是，的確在這個長時期以來經師、學者們所困惑的老問題上作了另一種答案。從當時世界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這種答案，自然不能算是怎樣新創，但是，從我們傳統的神話學看，它無疑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從學術的道理說，它基本上是正確的。同時，還使我們原來閉關自守的神話學，向世界性的學術壇站邁進了一大步。”①等等。潛明茲說：他們“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見解，例如感孕神話和圖騰製的關係；對帝王感生說的批判；通過感孕神話推斷人類社會的母係製；以及世界上不同民族間有類似的洪水神話等等問題，都是前人未曾接觸過，或接觸過但說不清楚的問題，他們都作了一定的探索。而對神話與曆史關係問題的論述，肯定神話的教育作用，更是對封建文化的直接衝擊”。②晚清時期，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學者們，雖然他們不是專門從事民俗學或民間文藝學的研究者，但他們關於民俗學和民間文藝的理論和實踐，都是為他們張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理想服務的，無疑也催生了或莫定了一門新的人文學科——現代民間文藝學及神話學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