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所創立的州與州刺史製度，是中國曆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地方政治製度。該製度自西漢中期創立，中經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不但製度本身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由該製度所發揮的政治作用也達到了曆史的頂峰，因而受到諸多曆史學研究者的高度重視，並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專著方麵，論及州與州刺史製度的，有台灣學者商文立先生所著的《中國曆代地方行政製度》、周振鶴先生參撰的《中華文化通誌·地方行政製度誌》、嚴耕望先生的《秦漢地方行政製度》、安作璋先生的《秦漢官製史稿》、白鋼先生主編的《中國政治製度通史·秦漢卷》和《中國政治製度通史·魏晉南北朝卷》。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州與州刺史製度的研究專著有：嚴耕望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製度》、沈任遠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政治製度》、陳琳國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政治製度研究》。
在論文方麵，研究兩漢州刺史製度的重要成果，有勞幹先生的《兩漢刺史製度考》，曹爾琴先生的《漢代州郡的設置及其分布》，周振鶴先生的《漢武帝十三刺史部所屬郡國考》，劉欣尚先生的《漢代刺史製度》，李泉、張道英的《論西漢的刺史製度》。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與州刺史製度的研究論文，有嚴耕望先生的《魏晉南朝地方政府屬佐考》、《北朝地方政府屬佐製度考》，餘行邁、魏向東的《六朝地方官製述論》。
與本書有關的州區沿革方麵的研究成果，有謝鍾英先生的《三國疆域表》與《補三國疆域誌補注》、洪亮吉先生的《補三國疆域誌》與《東晉疆域誌》，顧頡剛、史念海先生的《中國疆域沿革史》，胡阿祥的《六朝政區增置濫置述論》。對東晉南朝的僑州郡與雙頭州郡製度進行研究並取得一定成果的，有胡阿祥先生的《東晉南朝山西州郡縣僑置考述》，《東晉南朝雙頭州郡考論》、《晉宋時期山東僑州郡縣考述》。另有石泉、魯西奇的《東晉南朝長江中遊地區僑州郡縣地望新探》，陳乾康的《論東晉南朝的僑州郡縣》。
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關係研究方麵的成果，有周振鶴先生的《中央地方關係史的一個側麵--兩千年地方政府層級變遷分析》、薛軍力的《州的地方化與曹魏時期中央地方的關係》。陳長琦的《兩晉南朝政治史論稿--以世族政權研究為中心》。從上述學者們對魏晉南北朝州與州刺史製度及其相關方麵的研究看，的確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通過對這些成果的認真閱讀與吸收，又感到這些成果中，尚有不少地方不如人意。
首先，看商文立、周振鶴二先生的著作。這兩部著作屬專門性的地方製度通史。這種體例，限製了著作本身將州與州刺史的諸多方麵作深入論述的可能性。因此，兩位先生的著作，雖各自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地方行政製度史研究的前沿水平，但因為要照顧到地方製度的其他方麵，因而無法就州與州刺史製度作更全麵的論述。
在斷代專門史的研究中，有安作璋、嚴耕望、白鋼諸先生的大作。安先生的著作中，“州”是其中的一章。該章除論述了州的機構、職權外，對州在此時權力的變化則論述欠詳，使人不易明白州刺史權力變化的具體過程，尤其是王莽時期，是州權力變化的第一個重要時期，而安先生的著作中卻未詳細論及。嚴耕望先生研究漢魏時期地方製度的幾部專著，特點是考證翔實，資料豐富，但分析偏少，尤其是地方政權機構間的行政運作則論及更少。
正是基於上述諸研究成果的不足，才導致《魏晉南北朝州製度研究》選題的最初出現。
最初選做此題時總有一種願望，就是李治安師曾以行省製度作專門的研究對象，並寫出了很有分量的專著，為什麼我不試著去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製度作對象，加以專門探討呢？隨著後來接觸這段史料和研究成果的不斷增多，對州以及州刺史製度的認識逐漸深化，這一願望也愈加強烈。於是，正式決定全麵探討州與州刺史製度。不久，就提交了選題報告提交並在開題報告會上獲得通過，最終產生了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