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寫了一本關於在曆史的轉折時期華國鋒與粉碎“四人幫”問題的專著（待出版）。為此收集並參閱了當時的文件、檔案、報紙、回憶錄，釆訪了華國鋒等90多個當事人。華國鋒說：粉碎“四人幫”後，他重點解決上海問題。他認為：隻要製服“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其他都是小玩鬧。因為各地的“四人幫”爪牙以上海最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都來自上海，他們在上海經營了10年。上海又是中國最大城市，中國工商財政重地，在中國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而，我將中共中央的決策和中央工作組的工作情況作為一個重點，對“四人幫”上海餘黨覆滅曆史寫了8萬字。之所以能寫這麼多，是因為得到嚴佑民的支持。1976年10月，嚴佑民參加中央工作組，1976年10月20日到上海，負責公安、清查等工作，後任上海市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在上海工作5年。2001年7月1日病逝上海。重，他將的我，要我將曆史地錄來，傳之後世。同時，介紹我順利地訪問到中央工作組、公安部的諸位領導和成員，如倪誌福、彭衝、林乎加、趙行誌、韓哲一等。但是有兩個遺憾，一是，關於上海的曆史，多有釆，隻寫字。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史實因缺乏材料而沒有寫清楚。
早在1977年春，江小華告訴我，在粉碎“四人幫”之初，中央派國務院的一些同誌到上海了解情況，中央掌握上海的動向。後來，在陳錦華發表的回憶文章中得到印證。2005年陳錦華在《國事憶述》一書中說，10月6日粉碎“四人幫”後，在中央工作組到達上海之前，中共中央決定由國務院各部委派一些人到上海去，以研究、準備197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名義，了解社會動向，了解“四人幫”餘黨有什麼新動作，及時報告北京。穀牧副總理親自同這些同誌談話。但是派出的第一批同誌有多少人、具體姓名、什麼時間到達上海他們到上海收集到什麼情報等情況卻無從查起，隻好闕如。
2008年初在山東八路軍研究會主辦的學術討論會上，我見到穀牧的長子劉念遠大校，機會難得，向他請教。他說：奉黨中央命令，1976年10月8日，穀牧派秘書曹大澄等八同誌到上海。他侃侃而談，介紹了穀牧與王一平的關係，曹大澄如何到王一平家取得上海“四人幫”餘黨策動武裝叛亂的情報。他強調：這些同誌冒著生命危險，深入虎穴，為解決上海武裝叛亂、穩定上海乃至全國局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是有功之臣，應載入史冊。
寫曆史要有第一手的資料。我迫不及待地問：曹大澄在哪？他說：986年曹大澄帶了幾位青年到深圳、香港倉彳辦華藝設計顧問有限公司，定居香港，曾在香港的報刊上發表過回憶文章。什麼時間發表在什麼報刊上均不清楚。
2010年5月，在山東八路軍研究會的會議上，再次見到劉念遠。他當場介紹楊培青大姐，說：她與曹大澄住一個樓裏。會後，我從楊培青處得到曹大澄的電話。我喜出望夕卜，經聯係，急匆匆去釆訪，受曹大澄熱情接待。他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及他當年寫的5萬多字的《餘黨末日》及回憶材料，詳細講述了當時的情況。
《餘黨末日》登在1977年5月13日新華社的《內部參考》，這是《內部參考》破天荒頭一次發表紀實文學。同時，編者按評價：這篇文章“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揭批‘四人幫’的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和必要性的認識”。原中宣部副部長、理論界的前輩於光遠在2002年8月16日個人網站上發表文章《我關心曹大澄的（餘黨末日）》。於老寫道：
在我個人檔案當中，一直保存有“本報通訊員曹大澄”寫的《餘黨末日》。它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一直保存在那裏。可是時間一長，就記不起是誰和為了什麼原因送來的了。隻是覺得其中有些史料，而且同1975-1976年我們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運動”有些關係，所以沒有處理掉。由於我對粉碎“四人幫”前後的情況比較熟悉，我敢判斷，文章中所寫，基本上符合我所知道的事實。至少同我所知道的事實沒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寫得比較具體，我想應該找到一個地方把它發表出來。否它就沒，那，我就覺得可我當即決定和曹大澄合寫一篇文章。
曹大澄又介紹一起到上海的戰友王守家。王守家至今保存著派遣到上海時的4本工作日記，共13。5萬字。曹大澄、王守家已是耄耋之年，回想起當時的情況仍然記憶猶新，頗有幾許“地下”活動的手段，驚心動魄。
花了數年的時間，終於找到穀牧派出的第一批8位同誌中的兩位，找到曆史當事人，得到第一手資料，大大豐富了我所寫的關於解決上海問題的那段曆史。我的喜悅如同久旱逢甘雨。當即決定根據這些資料及回憶，由我執筆和曹大澄、王守家合著一本口述曆史，所涉內容是從1976年10月8日到1977年1月底王守家離開上海時為止。著手寫第一章，即他們8人到上海的活動，從10月8日到20日，蘇振華、倪誌福、彭衝所率中央工作組到上海之前。在送曹大澄修改時，他提出不署名。第一章主要內容2011年8月在河南黨史研究室辦的《黨史博覽》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