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生不羈、隨性，他對於自己的懷才不遇心懷不滿，在《古風》三十七中他自喻“明珠”、“孤芳”，卻在“群沙”、“眾草”中被埋沒。在遭受一切侮蔑之後，他仍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言。
《易經》中講“天地否卦”，“否”自然與“泰”相反，天地之間的氣不交不通，一切都不安慰，顯大凶之象。但因天地萬物循環往複、因果互通，所以在“否”極的時候“泰”就來了，這即為物極必反、苦盡甘來之意。所以《易經》又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在遭受一切大災大難之後，隻要不斷自勵、不斷向上、不斷更新，不放縱、不享樂、不放棄，自然會生生不息，等待自己的將會是新的氣象。易學是中國古代的瑰寶，它是對天地萬物因果循環的一種理解，博大而精深。它揭露了自然界中“破而後立、敗而後成”的循環規則，也培養了人心的堅韌性。它與樂一般同為儒家推崇的六藝之學，培養了中國人樂觀處世的精神和獨立的人格。李白本人便是這種精神的模板。
從自詡天下中央之國到鴉片戰爭之後的屈辱，中國陡然直下，顏麵盡失。中華民族不是沒有迷惘的時候，但在迷惘中總有探索。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五四運動、辛亥革命……成功也罷，失敗也好。曆經劫難，飽受風霜，從頭再來。這是哪裏來的精神？這是從達觀走向樂觀，從樂觀走向“不屈”的結果。
魯迅曾對中國人發出疑問：“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他講，如果處在那個時代，人們的思想發生迷惘，錯亂地信一些組織或宗教，的確是失掉了自信力。但是，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魯迅說，雖然這些人等於是為帝王將相服務，但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些人不自欺，他們一麵總在被摧殘、被抹殺，被湮滅於黑暗中，一麵也在前仆後繼地戰鬥。如果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指一部分人則可以，倘若加於全體，便有失偏頗了。魯迅的一句“中國的脊梁”，說的正是中國人天性樂觀、不屈的風骨。
古希臘思想家蘇格拉底曾因對雅典城邦“民主製度”的缺陷進行抨擊，得不到雅典人的理解，而被法庭以不信神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判處死刑。盡管曾獲得逃亡雅典的機會，但蘇格拉底仍選擇飲毒而死，因為他認為逃亡隻會進一步破壞雅典法律的權威，同時也是因為擔心他逃亡後雅典將再沒有好的導師可以教育人們了。臨死前，70多歲的蘇格拉底仍然說：“許多決議者對我講，隻要我不再從事哲學研究，就可以釋放我。但是我可以說，隻要我活著，我就堅決不會放棄哲學研究。我被神派到這個城邦，就好比馬身上的一隻牛虻，責任就是刺激它迅速前進。”蘇格拉底告訴人們，盡管身體遭受苦難，但是精神是不朽的。像脊梁一般堅韌的精神是用來幹什麼的呢？就是用來督促一個民族的前進，就算它的力量再小，但是它可以為一個國家搔癢，讓國家重新抖擻精神。
現在西方社會認為，中國人太講精神力量了，諸如從古到今都講仁愛、憂患、家國、道義、樂觀、堅韌，等等。有了精神上的糧食，中國人總覺得一切都會否極泰來。在西方人看來，世界都是物質的，不是繼續存在下去，就是趨於毀滅。錢穆先生曾說，過於物質化的文明沒有親切感，就好像埃及的金字塔還在，可古文明的內涵不再飽滿。我們之前所總結的華夏風骨，雖然是精神層麵的，但它產生於物質，更對物質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倘若它沒有積極意義，就不會被繼承下來。但是物質的東西如果不被保護，就會脫離一切精神文明，成為一個觀賞物，而失去其精髓。
中國人在曆經萬般劫難之後，縱使被壓彎了脊梁，仍然努力挺起胸膛，傳承下來的風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覷。這些風骨、精神將督促中國大膽探索，永不停歇地追求進步。
當人類諸多古老文明消失於世時，黃河和長江守護著的中華文明依舊挺立在東方大地，表現出堅韌的生命力與非凡的創造力。我們在慨歎“黃鶴已去，白雲悠悠”的同時，不禁要問，為什麼唯獨古老的中華文明能夠曆久彌新、完整有序地前行？為什麼曆經幾千年，中華文明可以生生不息，直到今天依然充滿活力？為什麼中國人有如此強烈的家國觀念和向心力，雖漂泊遠方，但隻要家國需要，隨時都能掏出一顆熾熱的中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