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傳入中國
毛澤東說：“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10月是誘人的。80年前的10月25日在人類曆史上留下寶貴的一頁。這一天，中國北部鄰國沙俄首都彼得格勒市郊停泊的一艘名叫“阿芙樂爾”的巡洋艦，在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指揮下，向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所在地冬宮開炮，宣告了一個新世紀的開始。
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十月革命的炮聲”。這炮聲非同小可，它產生巨大的衝擊波，穿越國界，給全世界在黑暗中掙紮的人們帶來新生活的曙光。它告訴苦難的中國人民以及經過五四運動鍛煉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暴力是每個孕育著一個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暴力是整個資本主義徹底崩潰和社會主義社會誕生的必然伴侶。”
伴隨著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和建立無產階級軍隊的學說，成為20世紀20年代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探索的重大課題。
李大釗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在闡述俄國革命的經驗時指出：勞工階級要想奪取政權就必須奪取資本家手中的“工具”，把“武器授與他們自己”。勞工階級“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過頭來，擁護勞工的權利，攻擊他們的公敵”。俄國革命的辦法，“雖然不能認為終極的理想境界，但它是革命的組織，是改造的必經階段，自由的花是經過革命的血染，才能發生的。”
李大釗是這樣認識的也是這樣行動的。還在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不斷走向高漲的1925年11月，他就在北京勇敢地進行了一次武裝奪取政權的嚐試。當時，由共產黨人張兆豐擔任參謀長兼第三團團長的國民軍第三軍第三旅，將要開到北京市區接防。李大釗主持的中共北方區委研究決定，利用這次駐京部隊換防的機會，在北京發動一場奪取政權的革命，以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權。11月28日，在中共北方區委的指導下，北京的工人、學生和市民在神武廟門前召開國民大會，會後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衝擊政府機關的大示威。這次革命，雖然由於推翻軍閥政府的條件尚不成熟，加上國民軍第三軍軍長孫嶽突然改變換防計劃，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它為中國共產黨人開展武裝鬥爭，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嚐試和重要的經驗。
李大釗的確用自己的熱血澆灌了“自由的花”。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釗領導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組織三萬多北京民眾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李大釗在大會上發表激昂的演說。軍閥政府下令開槍，死傷二百多人，史稱“三一八慘案”。
此後李大釗被指控為“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的罪魁禍首，遭到通緝。一年之後，他不幸落人軍閥張作霖的手中，很快被判處絞刑。就義前，李大釗慷慨陳詞：“不能因為你們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誌，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然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走上絞刑架。
李大釗大義凜然，剛毅而死，時年才38歲。
毛澤東青年時期，由於受著各種思潮特別是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起先並沒有完全認識到軍事的重要性。1919年7月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但在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以後，他的思想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920年12月他給好友蔡和森的一封長信中，係統地批判了那種主張用和平手段和教育方法改造社會的改良主義思想。他在信中說：用教育改造社會的主張“在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這是因為搞教育一要有錢，二要有人，三要有機關，而這三樣盡在資本家手中，且受到議會、政府、法律、軍隊、警察的保護，“共產黨人非取政權，且不能安息於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權？”由此毛澤東得出結論說：“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毛澤東在信中還寫道：要資本家信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事，“曆史上凡是專製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因此，從心理上及曆史上看，資本主義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
毛澤東又說：“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無產階級還要任資本家魚肉，其何能忍？因此，俄國的革命和各國急進派共產黨人數日見其多，組織日見其密，是自然的結果。
毛澤東在這封信中，對蔡和森提出用俄國式方法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主張，表示“沒有一個字不讚成”。至此，毛澤東從主張“呼聲革命”轉向主張“暴力革命”。
毛澤東在湖南組織新民學會時，蔡和森是最積極的支持者。1919年12月，蔡和森赴法國留學。同行的有他的母親葛蘭英、妹妹蔡暢以及蔡暢的同事向警予。蔡和森到法國後，“猛看猛譯”法文馬克思主義著作，很快接受了其中的主張。1920年8月13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信，極為明確地提出要在中國組織共產黨。9月16日他在給毛澤東的又一封長信中再次闡述了自己的這一思想：“我認為黨的組織是很重要的”，並說：“我以為世界革命運動自俄革命成功以來已經轉了一個大方向，這方向就是‘無產階級獲得政權來改造社會。”’毛澤東表示“沒有一個字不讚成”的，就是指這封信。
蔡和森對武裝鬥爭的認識，到1922年更加明確，他在9月的《向導》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民主革命仍要靠人民的武裝鬥爭。他說“形成軍閥專政和軍閥割據，主要原因在舊支配階級的武裝並未解除”。中國的出路“非繼續革命，完全打倒軍閥，解除封建階級的武裝不能解決”。
蔡和森也像李大釗一樣用自己的熱血，澆灌了“自由的花”。
蔡和森1931年由於叛徒的出賣，被廣東軍閥陳濟棠投入監獄，在經受了各種酷刑以後，被敵人處以死刑。臨犧牲前，劊子手把他拉到監獄的牆邊，朝他眼前扔了幾顆長釘子，逼他說出共產黨內的情況。在凶殘的敵人麵前，蔡和森昂首挺胸，橫眉怒斥敵人。敵人氣急敗壞，把四顆長釘釘入蔡和森的四肢。但他仍不屈服，敵人就用刺刀在蔡和森的胸膛上亂刺，直戳得他血肉模糊，心髒最終停止了跳動。蔡和森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時年僅有36歲。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尋求以武裝鬥爭方法解決中國問題的還有許多許多。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在國內外的一些黨員就開始學習和研究軍事。1921年冬，中共旅俄支部從東方大學選派了蕭勁光、任嶽、周昭秋、胡士廉四人進入紅軍軍事學校接受初級軍官訓練。1922年3月7日，阮嘯仙在《青年周刊》上發表了《社會主義與軍人》專論，提出要“組織社會主義的軍隊——赤衛軍”。遠在法國的周恩來，於1922年發表的《評胡適的“努力”》一文中也曾提出：“真正的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
中國共產黨人對武裝鬥爭的認識是從領導工人運動的實踐中獲得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曾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23年2月7日舉行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但很快就失敗了。這次罷工的失敗，使工人階級看到了發動工農群眾和組織反帝反封建軍閥聯合戰線的重要性，同時也得到了血的教訓。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沒有強有力的革命武裝力量，就無法在毫無民主權力的條件下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派。不過，這時共產黨還考慮不到擁有獨立的武裝。因此，運用蘇俄紅軍的經驗，把國民黨在廣東的現有軍隊改造成各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軍，以實現黨的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當前基本任務，提上了中國共產黨的議事日程。1925年9月，中共中央四屆擴大執委會決定在中央委員會之下，設立軍事委員會，由張國燾、任弼時、王一飛三人組成，在此前後，部分省區也成立了軍事委員會或設軍事特派員，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軍事工作的係統，開始了黨的軍事建設。
周恩來當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
周恩來說：“軍士之打仗是為人民而打的，若非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必不去打”。“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是這種人民的武力一切軍事行動的根本目的。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是我國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創辦的軍事政治學校。因校址始設於廣州黃埔長洲島，所以又通稱黃埔軍校。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幫助下，為建立革命軍隊，以挽救中國危亡而創立起來的。參與創辦黃埔軍校，是我黨早期軍事活動的開端，表明我黨已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揭開了我黨軍事史上光輝的第一頁。
依照蘇聯紅軍建設的經驗，開展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是我黨在大革命時期軍事活動的一個主要內容。從創建黃埔軍校開始，到成立黃埔學生軍和國民革命軍，我黨都以蘇聯紅軍為榜樣，設立了政治部和黨代表。1924年10月,26歲的周恩來剛剛從歐洲回來兩個多月，便懷著滿腔的熱血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接受了黨交給的重任，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很快又遵照我黨的決定，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從此，周恩來穿起一套黃色軍便服，每天清晨，披著羊城絢麗的彩霞，健步來到煙波浩淼的珠江“天字”碼頭，隨著熙熙攘攘的人流，來到政治部工作；傍晚，他迎著南海帶著堿澀味道的暮風，興致勃勃地離開“黃埔”碼頭，回到兩廣區委的寓所，處理黨內事務。
周恩來一踏進軍校大門，立即為革命軍隊的建設而緊張地工作。他利用訓練間隙，接近教職員、學生，親自了解群眾的心聲。簡陋的學生宿舍，嘈雜的小吃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那平易近人的風度，熱情而風趣的談吐，很快就抓住了大家的心，使大家在閑談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政治部是軍隊中專門從事政治工作的機構。黃埔軍校的政治部，在周恩來的主持下負責全校的政治訓練，把革命的政治課放在重要地位。課程除三民主義、國民黨史、帝國主義侵華史等外，還有蘇俄研究、社會主義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等。當時社會上，對黃埔軍校普遍有“國民黨的黨校，共產黨的政治教育”之稱。軍校政治部設有組織、宣傳、事務三科，充分發揮了政治工作機關的職能。
在創建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實踐中，周恩來等創造性地運用蘇俄紅軍建設的經驗，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革命軍隊的性質、宗旨及軍隊政治工作的任務、方針和原則，作了深刻的闡述。周恩來在黃埔軍校作的《軍隊中政治工作》講演中明確指出：“軍隊是一種工具”，“是實現革命理論的先鋒”。他在《國民革命軍及軍事政治工作》的講話中，強調“革命軍是黨的軍隊”，必須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眾曉得黨的理論、主義、政策”，“曉得時代的政治”，“明了帝國主義的罪惡”，要宣傳組織群眾，要對敵軍士兵進行爭取改造工作。他在《東莞商務分會及市民聯歡大會上的演說詞》中，指出了軍隊的宗旨和政治工作任務。他說：“告以中國如何受到列強壓迫、軍閥壓迫，以及農工商各界之痛苦，告以解除壓迫與痛苦之途徑。要使每個軍官、每個士兵均能了解此理”，“能如此，則軍士之打仗是為人民而打的，若非為人民而打之仗，彼等必不去打”。“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是這種人民的武力一切軍事行動的根本目的。
“青年軍人聯合會”是政治部聯係青年軍人的橋梁，是對青年軍人進行革命思想教育的組織形式。周恩來經常找該會的負責人蔣先雲等研究情況，給他們出謀劃策。在他的關懷指導下，“青年軍人聯合會”很快發展會員二千多人，活動範圍由黃埔軍校擴展到陸粵的陸軍和滇、桂、湘軍所設的軍官學校。在同國民黨右派組織的“孫文主義學會”的鬥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一次，“孫文主義學會”在軍校集會，宣傳戴季陶的什麼《孫文主義哲學基礎》，硬把孫中山先生說成是周公孔孟的繼承人，妄圖扭轉曆史潮流，破壞國共合作。為了戳穿這種謬論，“青年軍人聯合會”在周恩來的指導下，設計了一幅漫畫：戴季陶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疙瘩小帽，十分吃力地背著一尊孫中山先生的塑像，朝著孔廟裏走，旁邊站著的洋人、軍閥、黨棍、財東，拍手稱快。這幅漫畫對國民黨右派作了辛辣的諷刺和無情的揭露，很快貼遍了軍校內外，反響強烈。
政治部出色的工作，得到我黨和廣大進步師生的高度讚揚，也引起了國民黨右派的切齒嫉恨。他們詭稱政治部是“赤色黃埔係”，“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共產黨的“禦用工具”，破壞統一戰線，甚至唆使“孫文主義學會”的頭目、教授部的官佐林振雄製造事端，毆打“青年軍人聯合會”的負責人，引起全校進步師生的極大憤慨。這件事發生後，周恩來十分氣憤，他立即找軍校的黨代表、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廖仲愷的支持下，將林振雄撤職查辦，廣大師生無不交口稱讚。但人稱蔣介石“第一隻手”的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卻更加肆無忌憚地向共產黨人進攻，派人監視共產黨人和進步師生。在一個個旋渦麵前，周恩來像一位經驗豐富的舵手，劈波斬浪，鎮定自若。他主持召開了“中共黃埔特別支部”委員會會議，決定由蔣先雲等出麵，公開揭露王柏齡破壞國共合作的罪行。當時蔣介石由於羽毛未豐，佯裝公允，不敢公開庇護王柏齡，使得這個“教授部主任”威風掃地。從此，黃埔軍校就留下了周恩來打斷蔣介石“第一隻手”的佳話。
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的出色工作不僅為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做了思想組織準備，而且也為我黨獨立領導軍事鬥爭，建設人民軍隊，培養了幹部，積累了經驗。
周恩來在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期間，還經曆了一次出生入死的考驗。
1925年春天，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廣東革命政府舉行第一次東征。周恩來以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直接參與領導了討伐廣東地方軍閥陳炯明的這次東征。就在東征節節勝利向前推進之時，盤踞在廣州地區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卻叛變了革命。廣東革命政府立即下令東征部隊回師廣州肅清叛軍，保衛革命根據地。周恩來接到命令後，立即率部回師廣州。途中，傳來了五卅運動發生的消息。6月12日，回師部隊抵達廣州郊區龍眼洞，經過三天的戰鬥，在留守廣州的鐵甲車隊的配合和廣州工農群眾的支持下，平息了這場叛亂。可以說，周恩來是帶著滿身的塵土硝煙投入這場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
周恩來到達廣州後，正值香港、沙麵兩地工人醞釀大罷工，他立即同中共廣東區委取得聯係，並與有關同誌商量組織群眾遊行，聲援上海工人的鬥爭，他還對遊行的具體工作進行了周密的部署。
大遊行前夕，國民黨中央黨部通知黃埔軍校組織軍人和學生參加群眾遊行。周恩來得到通知後，不僅從軍隊中抽出兩個營，從學校中抽出一個營組成黃埔軍校的遊行隊伍，並決定親自率部參加，以鼓舞士氣。這件事情後來被黃埔軍校的校長蔣介石知道了，他對此非常不滿。
6月23日上午8時，周恩來率黃埔軍校的隊伍聚集到東較場開大會。會後，遊行隊伍以工、農、商、學、兵的次序出發。軍隊走在全隊之後，表示軍人是和平示威民眾的堅強後盾。
遊行隊伍三人一排，周恩來和黃埔軍校的官兵們手裏拿著“打倒帝國主義”，“為死難同胞報仇”的小旗，高呼著口號向前行進。這支整齊、雄壯的隊伍給走在前麵的群眾很大的鼓舞。
就在遊行隊伍經過沙麵租界對河的沙基時，駐在沙麵的英軍突然向毫無防備的遊行群眾開槍射擊，停泊在白鵝潭上的外國軍艦也開始炮擊。手無寸鐵的中國民眾在全副武裝的外國侵略者麵前紛紛倒在血泊中。走在周恩來兩側同他並肩前進的兩人都不幸被子彈打中而身亡了，鮮血濺到了周恩來的身上。
黃埔軍校的士兵和學生們一麵以人行道的石柱為依托進行還擊，掩護群眾撤退，一麵監視著河對岸的情況。由於事起倉促，路狹人稠，無法躲避，當場死亡50多人，受重傷100多人。僅黃埔軍校的學生和士兵死難的就有23人，受傷50多人。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沙基慘案”。後來，周恩來不止一次向鄧穎超談起當年那驚心動魄的情景，以致鄧穎超幾十年後回憶起這件事時仍記憶猶新。她曾說：“這是周恩來第一次遇到的險情。”
望著撲倒在血泊中的同胞，黃埔軍校的學生士兵們不願輕離沙基。大約下午4時左右，下起大雨來，沙麵才停止射擊，各醫院救傷隊也紛紛趕來。
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聞訊後立即趕到出事地點。她見到眾多的死傷者，不禁失聲大哭。周恩來的眼淚這時也和著雨水順頰而下。瘋狂的屠殺，同胞的鮮血，更加深了他對帝國主義的仇恨。
1925年7月1日，周恩來在黃埔軍校第三期開學典禮上發表了抗議沙基慘案的演說。31日，他在省港罷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在報告中向廣大工人明確指出：“現在中國工人、農民、士兵的生活都十分痛苦，這些痛苦是帝國主義給予我們的。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工農兵大眾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大革命時期，除周恩來外，李大釗、毛澤東、惲代英等對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也有重要建樹。比如：李大釗代表黨的中央局指導北方地區的工作，對開展馮玉祥國民聯軍的政治工作做了重要貢獻。毛澤東主持第六屆農民講習所，非常注意政治教育。毛澤東、蘇兆征、張太雷等曾應邀到黃埔軍校演講，講授形勢、任務和政策，對開展該校的政治訓練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惲代英在《黨紀與軍紀》一文中，明確提出了革命軍必須具備的兩個條件：“一是要明了而服從黨的主義，在黨的指導之下與中國民族的仇敵作戰……；二是要能夠有充分作戰的能力，為黨的主義有切實把握能夠殺敵致果”。又如，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關於西北軍工作給劉伯堅的信》就對黨代表製度問題作了重要指示。該信指出：軍中黨代表製度，是無產階級十月革命的產物，而要實行這一製度，以黨治軍，黨必須是組織嚴密，且有無上權威。由於現在的國民黨並不具備這些條件，因此主張國民軍不設黨代表，而由政治部主任負責攻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