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上述大足各地石刻，都各自具有其特點。如寶頂山石刻是在密宗師趙智鳳的主持下，有計劃、有目的地進行的，因而在大佛灣19組作品中沒有一項重複，即使從每軀單身佛及人物形象中，也難以找出兩個完全相同的。這一特點還表現在各組的題材內容、風格形式、方法的多樣性和其有機聯係上，從而能產生巨大的藝術魅力。在嚴密的計劃中，還突出、係統地宣揚了佛教的因果報應和善惡輪回的思想。如佛灣15號的父母10種“恩德”、17號的釋伽本身和種種行孝報恩和舍身求法故事、18號的“觀經變”、20號的“地獄變”都是其具體表現。寶頂山石刻的第二個特點是生活氣息甚為濃厚。一是刻製的題材，較多地選取了直接反映人們現實生活的內容；一是雕刻的藝術手法，使生活得到了真實的反映。如“牧牛道場”圖，其主題是表達“調伏心意”，而映入人們眼簾的卻是充滿詩意的古代農村放牧生活。第三個特點是風格的多樣化。如刻造手法，既有刻製細膩得如同泥塑的圓覺洞和千手觀音，也有粗壯豪放的牧牛道場、地獄變相和十大明王。總的說，多數作品都表現得沉穩有力，有較強的立體感，與宋代其他作品所具有的纖巧柔弱的特點相比較，具有其獨特性，包含著健康的美學因素。第四個特點是許多佛龕的形製為凹進去的正圓形，龕背無裝飾，樸素大方，這種形製可謂石窟龕最突出的特點。第五個特點是大佛灣等處的每一組石刻，甚至每一段作品都有說明文字，多刻在造像的空隙。其文或錄經文、或作偈語，都能清楚地看到它們的題名和故事情節。這在其他石窟是很少見的。此外，趙氏傳柳本尊法為宗喀巴（1357～1419）前密宗之大師。寶頂山為趙智鳳所經營之主道場，在其內有大宗石刻者，唯此一處，實為中國宗教史之重要遺跡。
北山佛灣石刻136號“心神（又名星辰）車窟”，在北宋石窟中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在該車窟欄杆上刻畫的頑童，其姿態十分可愛，充分表現出兒童的天真爛漫、活潑頑皮的神情。心神窟的代表性，還表現在石刻技法的準確明快、毫無模糊混沌之處上，可堪稱為古代石刻技法的範本之一。此外，文殊、普賢、觀音等佛像的雕刻，不僅形象優美，而且性格特點十分突出，也是一批很有價值的優秀作品。
總觀以北山、寶頂山、南山、石篆山為代表的大足石刻藝術，其特征可概括為題材內容豐富，構思布局巧妙，藝術形象生動，生活氣息濃鬱，風格技法多樣，雕刻圖文並茂，與科學藝術相結合等七點。這些特征既顯示了大足石窟與其他石窟藝術的聯係與區別，同時又體現了它寶貴的藝術價值。
我國石窟藝術的發展曆程，在北朝多是對印度石窟藝術的模仿，直到唐代，尤其中唐以後，才真正有了具有中國特點的石窟藝術和精致美觀的作品。到了晚唐和宋代，即到大足石窟藝術時期，其民族化程度可以說已完全達到了成熟地步。作品不僅風格上已中國化，內容上很多作品亦已衝破宗教儀軌的束縛，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風貌，表達了人民的愛與憎。
大足石窟藝術，使我國石窟藝術史又向後延長了近400年，在文化史、藝術史、宗教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那麼，它在這一時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麼呢？初步分析，略有四點。第一，曆史的變遷，使政治、經濟活動重心由北向南轉移。唐“安史之亂”前，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是唐經濟支柱地帶，但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麵活動，仍以黃河流域為主。“安史之亂”後，上層建築的活動中心開始南移，促使了四川宗教及其藝術的發展。第二，蜀中無大戰。據文獻記載，晚唐以後的四川“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南宋時四川人口近千萬，年財政收入和對朝廷的供奉，均占南宋所需的1／3至1／2。第三，崇佛思潮的泛濫。“安史之亂”時，奔蜀的玄宗親為大慈寺書額，賜寺良田千畝，迎新羅僧金禪師入內供應，並立規製，凡96院8 500區。唐僖宗時“遣使命沙門知玄往見”。仿此，隨行官員也陪君禮佛，造“七佛龕”等。地方官員，如合州刺史孫希莊等開合川北崖佛龕。昌州刺史韋君靖在兵營內之西翠壁（即大足北山佛灣）鑿金仙、千手千眼威神之造像。第四，密教興起。密教傳入我國是唐玄宗時期，盛行於晚唐以前。當唐末、五代、兩宋時期，北方密宗弱而大衰時，四川密宗卻有所發展並宏大道場。大足密宗的發展，主要得力於兩個人。一是唐末五代的柳本尊（855～942），他承襲唐金剛頂瑜伽部密教，專持大輪五部密咒，遵佛示在漢州彌牟建立中心教區，在成都、金堂設立道場，自創教統，稱“唐瑜伽部主總持王”。蜀王歎服，遣使褒獎，兩川密教盛行。大足北山摩崖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建造的。北山佛灣290號龕窟中，唐末五代時開鑿的占1／2以上，密教題材多達2／3，可見其發展盛況。二是宋代趙本尊（趙智鳳），他“傳柳本尊法旨，立柳本尊教派”，稱“六代祖師傳密印”，在大足寶頂山建立中心教區，廣布密教於兩川，使“德治遠近，莫不皈依”。他率徒募化集資，連續70餘年，在大、小佛灣雕琢佛像上萬尊，創建了一處我國獨有、規模宏大的密教曼荼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