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古與中原有著密切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交往，隨著曆史的發展，這種交往和聯係逐漸由鬆散向穩固的方向深化，到元朝時期，西藏已成為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下的地方政權。1247年，蒙古皇子闊端與西藏地方薩迦派法主薩迦班智達在甘肅武威舉行會談（即涼州會談），盡管會談過程簡單，但是目的明確，方法得當，解決了重大問題。
正是通過這次會談，產生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
正是通過這次會談，蒙古汗國——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實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轄。
正是通過這次會談，西藏地方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正式成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從此固定下來。
因此說，闊端與薩班涼州會談是中國曆史上、民族關係史上、藏族史及藏傳佛教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西藏與祖國曆史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
西藏曆史研究，當今是個比較敏感的且有現實意義的課題，不管“西藏獨立”論者與我們的祖國統一、民族團結、社會進步的觀點是如何分歧和對立，但終有個是與非、真與偽的鑒別標準，這就是曆史事實。曆史是公正無私的。
西藏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為我們了解西藏遠古文明及藏族族源提供了珍貴資料。地下文物證明幾萬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類活動，尤其藏北舊石器的形製與黃河流域發現的舊石器基本上屬於同一個係統。從新石器時代開始，黃河上遊地區的氐羌係統文化及北方草原的遊牧文化，分別從不同方向向西藏傳播，並與當地土著文化相融合，從而在西藏高原上形成了三種原始文化，藏東河穀地區的卡若文化、雅魯藏布江流域的曲貢文化及藏北細石器文化，構成和奠定了西藏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三個基本來源。藏民族共同體即由西藏土著居民群體、北方草原南下的遊牧居民群體及黃河上遊地區南下的氐羌係統居民群體多元融合而形成的。
7世紀前半葉，藏族曆史上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鬆讚幹布統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藏族諸部，建立起吐蕃王朝，與中原唐朝皇室發生了頻繁交往與密切聯係。藏王鬆讚幹布與唐朝文成公主、藏王赤德祖讚與唐朝金城公主的先後兩次聯姻，標誌著藏漢民族間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係。正如赤德祖讚後來向唐玄宗呈遞的信中說：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樂。那些所謂“文成公主是在唐皇室受到吐蕃的威脅下勉強出嫁的”，“唐朝兩次公主出嫁吐蕃是屈辱投降”等論調，不是出於無知妄說，就是別有用心。821—822年的長慶會盟又使這種甥舅關係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碑文記載：“自今以後，屏去兵革，宿忿舊惡，廓然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結援，邊堠撤警，戍烽韜煙，患難相恤，暴掠不作。”（《唐蕃會盟碑》）因而在整個吐蕃王朝時期，西藏與中原始終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聯係，漢藏兩族間的友好往來，始終是相互關係的主流。
9世紀中葉，吐蕃王朝崩潰後，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各部遂分裂成許多互不統屬的地方勢力集團。從五代至宋初，自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於靈、夏皆有藏族部落，各有首領（《宋史·吐蕃傳》）。宋朝將這一帶的藏族部落分“生、熟戶”兩種，把“熟戶”納入直接管轄之下，推行寓兵於民的屯田政策。另外，還通過分封諸首領組建地方武裝，征發各部落青年在其住地築塹、浚壕、立柵、修堡砦，抗擊西夏的進攻。至於先後建立在涼州一帶的六穀蕃部潘羅支政權和河湟地區的吐蕃王室後裔唃廝囉政權，更是一貫奉行聯宋抗擊西夏政策，主動要求配合宋軍“戮力共討繼遷”，為宋朝守護西塞，抵禦西夏。宋朝也相應給他們封官授職，聯係不絕，特別是宋朝規定“弓矢兵器不入外夷”，但對潘羅支政權例外，“帝以其宣力西陲，委之捍寇，特令渭州給賜”（《宋大詔令集》卷二四零）。此外，茶馬互市已成為聯結中原內地與整個藏族地區的主要經濟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