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1944年，中國曆史又走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十字路口。這一年，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與此同時，李文治完成了《晚明民變：底層暴動與明朝的崩潰》。作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專家，李文治的姿態更加細微和客觀，他通過對大量曆史史料的爬梳，試圖從底層農民的角度複原三百年前的曆史場景。
明朝末年，正值小冰河期，天災不斷，特別是進入崇禎時代之後，幾乎每年都有大災，“人相食”不絕於書。如果說剛開始還是由荒致盜，後來則變成了由盜致荒。各種稅賦軍餉加派一步步將更多的底層民眾推向絕境。進入萬曆之後，曆經二百多年的大明帝國顯出末日景象，政治敗壞，經濟破產，社會秩序崩潰，帝國上下徹底淪為暴力為王的叢林社會。
當年，明太祖朱元璋曾經下令，各地遭災，地方官一定要如實上報，否則問罪。收到災情報告後，政府要減免當地的錢糧，同時適當發放救濟。但不幸的是，在災難深重的帝國晚期，吏治恰恰到了最腐敗的程度。神宗幾十年不上朝聽政，官吏出缺也不遞補，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州縣，實已陷入癱瘓。
從很多方麵，明朝與宋朝頗為相似，但明帝國的結局不同於宋帝國，它並不是亡於異族，而是亡於饑民暴亂。饑民之所以暴亂，又源自體製的腐敗。這種腐敗不是局部的腐敗，而是普遍的腐敗。作為一個成功的底層暴亂者，朱元璋曾經深有體會地說：“百姓暴動，根係貧窮；民窮之故，在於官貪。”
在農業時代，財富極其有限，商業處於邊緣狀態，權力是攫取財富的主要手段。古語說“升官發財”，升官的目的就是為了發財；官升得越高，財也就發得越大。對一個擁有壟斷權的官吏來說，敲詐、勒索、搜刮、受賄都是發財的手段。在任何時代，權力越腐敗，想當官的人就越多，官職和權力便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在中國官場，貪官分為三個層次：低層次的腐敗是雁過拔毛，是赤裸裸的；中層次的腐敗是權力尋租，具有很強的隱匿性；高層次的腐敗是出售委托權，那是一種體製或機製的腐敗。
有明一代，從中央到地方都是買官賣官，錢財是唯一的進身階梯。“隆、萬以下，無缺不鑽，無官不賣。縉紳家高甍大廈，良田美池，並一切金寶珍玉，歌舞宴戲，皆以非分非法得之。”帝國體製下，不僅大權力是用錢買來的，小權力同樣如此。即使縣衙裏負責司捕收糧的小吏，也利用手中的合法傷害權四處敲詐勒索。“小民竭脂膏，胥吏飽溪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
對稅賦沉重的窮人來說，即使豐收之年也僅能自給，一旦遭遇荒年便不免凍餒；為了活命，隻好向富豪借高利貸，一步步將土地賣光，乃至賣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背井離鄉地逃亡。傳統中國以家為天下，而流民完全是家庭破產的結果。失去家庭的羈絆，瀕臨死亡邊緣的個體最容易成為危險的反社會分子。因此，家庭的大量破產必然導致社會的崩潰。
晚明帝國無疑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最典型的曆史鏡像，農民“死亡流離，四野蕭條之象，不堪見聞”。鄉村的崩潰，抽空了帝國的根基，既招不到兵，也收不到餉。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此後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募召名數日增，實用日減。積此數蠹，民窮財盡。於是明代便非亡不可。”
官吏群體依靠手中的權力對民眾進行盤剝勒索掠奪，斷餉的軍人隻好用自己的暴力豐衣足食，軍人就變成了賊寇，成為帝國的敵人。正如秦帝國亡於陳勝吳廣的叛亂，如今這些饑寒交迫的底層叛兵潰卒再次成為帝國的掘墓人，在西北邊鎮當兵的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就是其中的代表。
軍人一旦背叛帝國，便將目標對準之前需要保衛的縉紳富豪，從而迅速獲得給養。相反，負責鎮壓叛軍的帝國軍隊仍然饑寒交迫。在戰爭情況下給養匱乏，軍隊很輕易就發生劫掠，從而淪為叛軍，這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悖論。一個致力於維穩的帝國如同四處冒煙的木屋，隻能暫時延緩災難的蔓延，但末日結局已經注定。每當叛軍兵臨城下，那些素日作威作福的縉紳豪右就如同遭到末日審判，城內賤民趁機叛亂，城池往往不攻自破。發展到最後，隨著“免征免糧”的迅速傳播，叛軍未至，各地方民眾就已經群起響應，朝廷官吏要麼棄城逃跑，要麼被民眾擒獲以待叛軍，甚至出現了不少假冒張獻忠的叛軍，攻州克縣，勢如破竹。前來鎮壓的官軍反倒屢屢被民眾拒之城外。如此，張獻忠在南中國一度兵不血刃，如入無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