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燦興
一軍機處的創設
中國曆代皇帝麵臨的一個問題是，他必須集中權力，以確保皇權獨尊；但又必須適度放權，以讓臣子們去處理紛繁複雜的事務。在分權與集權之間，如何做好平衡，是考量皇帝執政能力的重要標準。
明初朱元璋一度曾廢除相權，以清除其對皇權的威脅。至明成祖時，因為政務繁忙，選了七人入值文淵閣，幫助皇帝處理政務，在此基礎上，內閣發展起來。初期的內閣並無正式身份，內閣成員不過五品，被視作是皇帝的顧問和機要秘書。內閣出現後，其地位日益重要，皇帝的詔書諭旨，無不出於內閣之手。內閣成熟定型後，內閣首輔的地位相當於宰相。朱元璋絞盡腦汁想除去的相權再次出現，且權力日益增強，並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皇權。
而內閣對皇權的分散，則來自“票擬權”。明代各級官吏遞交給皇帝的公文，首先要送到內閣，由內閣用墨筆在紙條上先擬旨，然後貼在公文上交給皇帝審定。皇帝如果同意，就用朱筆批改，即“批朱”。一般而言，皇帝都是“照閣批朱”。皇帝對“批朱”這樣的差事感到膩煩，於是設立了司禮監秉筆太監來幫助自己“批朱”。這樣，隻要內閣擺平太監，雙方合作，也就能操作一切政務，這也是明代太監得以弄權的一個重要原因。內閣權勢一大，也出現了如張居正、嚴嵩這樣的權臣。
清室未入關之際，已有議政機構，即“議政王大臣會議”。議政王大臣會議（又稱“議政處”）由皇太極設立，權勢極重，是清廷“會議國家機要事宜”的機關。議政王大臣最初是武職，以適應戰爭需要。入關之後，開始重視“文治”，相應地文官增多。對用人行政、軍國大事，議政王會議有議論權，無決定權，最後的決定權在皇帝手中。清室曾照搬明代製度，設置內閣，但有議政王會議淩駕於內閣之上。議政王大臣會議對皇帝形成了一定的製約，並對皇帝的決策產生影響。皇帝如果得不到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支持，其政務也難推行。清廷還借鑒明朝的政治機構，設立了內閣與六部。對於內閣的弊端，皇帝也是洞然於心，可治理天下卻又離不開內閣。
康熙朝為消除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的影響，於1677年設立南書房，與議政王會議、內閣三足鼎立。南書房設在乾清宮西南，本意是讓翰林院的官員在此間陪皇帝研究學問，吟詩作對。陪伴皇帝，自然得挑選才學優異者入值，這些人稱“南書房行走”。
康熙所挑選的都是當世之名士，如王士禎、查慎行、高士奇、方苞、沈荃、等。入選者除了名氣與才華之外，還得接受康熙親自麵試，以判斷是否可用。由於漢人讀書好，學問高，自然入南書房的占據多數。
招了一批才華橫溢的人在身邊，康熙就讓南書房根據自己的意思起草各類詔令，擬寫諭旨，這樣南書房得以幹預政務。在南書房重要性日益提高的情況下，其工作人員的選擇標準開始提高，也更注意保密性，南書房漸漸地成為了皇帝的禦用秘書機構。南書房這個地方，除了康熙及工作人員之外，絕無外人可到，極其機密。工作人員也都“慎密恪勤”，注意保密。
總體說來，南書房分散了議政王會議和內閣的權力，而因其形式靈活，依附於皇帝，可控性強，保密性佳等特點，使它備受康熙青睞，也為軍機處的成立提供了雛形。
雍正登基之後，培養親信大臣，打擊朋黨，整頓吏治，集中皇權，又在思想領域打擊異端，爭奪輿論陣地，宣傳清廷統治的合法性。在此過程中，雍正已開始構思創設一個政治機構，這個政治機構專屬於皇帝，由皇帝任命，唯皇帝是從。這個機構效率極高，又具備保密性，但卻沒有專屬府衙，也沒有專門官吏。它既能滿足皇帝集權的需要，又能高效地處理軍政，控製思想，預防朋黨。雍正七年，帶著這個機構的藍圖，雍正一手創設了影響清國國運，主持清國大政一百八十三年的軍機處。
就雍正而言，創設軍機處有多重動機，而直接契機則是對準噶爾部的用兵。
有清一代，對於天下大勢有著清晰的主線，即：要經略中原，就要聯盟蒙古各部；要得到蒙古支持，就要控製住藏傳佛教；要控製藏傳佛教，則須保持對西藏的影響力。清初，西藏一直處於蒙古和碩特部的控製之下，與清廷關係和睦，彼此相安無事，直到準噶爾人出來爭雄。
準噶爾（又稱綽羅斯）部本是蒙古四衛拉特（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的一部，在曆史上四衛拉特分化演變，彼此爭雄（衛拉特在明代音變稱為瓦剌）。至十七世紀，由於內部人口壓力，土爾扈特轉向伏爾加河流域發展，和碩特部則向青海、西藏發展，並控製了西藏、青海。
到了康熙年間，雄才大略的噶爾丹崛起於草原，並向康熙發出挑戰，終於引發了康熙的三次親征。康熙三次親征，雖擊敗噶爾丹，卻未能鏟除準噶爾部的勢力。在噶爾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統治下，準噶爾部虎視眈眈，待機而動。對清廷來說，準噶爾乃是最大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