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的台灣“二二八”起義。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17日國民黨政府派兵接管台灣，並實行政治、軍事獨裁統治，經濟統製，頒布《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限製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迫害進步人士。美帝國主義更是肆意霸占台灣海軍基地，進行經濟滲透和掠奪。美蔣的獨裁、內戰、賣國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尤其是台灣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1947年2月27日，國民黨政府武裝緝私員在台北市毆打女煙販，並槍殺市民1人，激起台北人民的義憤。28日，市民罷市遊行，遭到鎮壓，群眾被迫起義。起義的烽火迅速燃遍全省，並控製了台灣的大部分地區，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起義。隨後，國民黨抽調兩個師的兵力前往鎮壓，對台灣人民進行大逮捕、大屠殺，起義被鎮壓下去。“二二八”起義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顯示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推動了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
1947年5月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1947年5月，正當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接連被粉碎和蔣介石大演國民黨政府改組鬧劇的時候，學生界繼“抗暴”運動之後，又發動了影響全國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使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達到一個新的高潮。這次鬥爭以上海學生為起點。5月4日，上海學生紀念“五四運動”28周年，上街進行反內戰宣傳，喊出了“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遭到國民黨軍警的鎮壓。5月15日，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醞釀舉行全國性大示威。國民黨政府為了壓製學生的愛國運動，於5月18日頒布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10人以上的請願和一切罷工、罷課、示威遊行。但是廣大學生並沒有被嚇倒。19日，上海學生7000多人舉行反內戰、反饑餓示威遊行，喊出“向炮口要飯吃”的口號。20日，寧、滬、蘇、杭16所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6000餘人彙集南京，舉行“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向國民黨行政院提出增加夥食費及全國教育經費等五項要求，遭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殘酷鎮壓，100多人受傷，20多人被捕，500多人遭毒打，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二〇慘案”。同日，北平大、中學生共7000餘人舉行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示威運動，也被鎮壓下去。席卷南昌、天津、長沙、昆明、重慶、廣州、福州、沈陽等60多個大中城市的學生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運動，持續一個多月，並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為了鞏固已取得的勝利成果，避免過大的犧牲，6月3日，中共中央指出，要注意改變鬥爭策略，要求可能實現的條件，積蓄力量，擇機再戰，從而保證了國統區學生運動深入、持久、穩妥地進行下去。
在全國學生運動蓬勃發展之際，國統區的工農運動也持續開展起來。1947年，在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等工業城市，有120萬人參加反對內戰、反對美軍暴行的罷工和示威遊行。在農村，國民黨為擴大內戰，繼續實行征兵征糧的殘暴政策。於是農民廣泛組織起來，掀起了抗租、抗稅、抗糧、反對抓丁、懲辦漢奸、清算惡霸的鬥爭，甚至拿起武器，開展規模巨大的民變運動。從1946年秋到1947年1月，民變運動發展到南方各省300多個縣，參加的群眾已達80多萬人，其中以四川、西康兩省的規模最大。同時，由於糧價暴漲、饑民遍野，城鎮居民掀起了大規模的搶米風潮，遍及全國9個省38個城市。這些鬥爭充分暴露和加深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危機，促進了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廣泛、深入、持久地開展。
總之，國統區以學生為主體的，包括社會各階層民眾廣泛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它的形成，標誌著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迅速擴大，使蔣介石政府處於全民的包圍之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國民黨的經濟危機全麵內戰爆發後，由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全麵壟斷和瘋狂掠奪，由於美國壟斷資本的嚴密控製和經濟侵略，由於浩瀚的內戰經費以及反革命內戰的破壞，使得國民黨統治的經濟危機空前嚴重，主要表現為：
第一，惡性的通貨膨脹，物價瘋狂上漲。蔣介石發動反人民內戰，軍費開支浩大，財政嚴重赤字。以1946年為例：蔣介石政府的全年預算支出為2.5萬億元，實際支出為7萬億元，實際收入為2.2萬億元，財政赤字為4.8萬億元。1946年的軍費開支為6萬億元，占實際支出總數的86%。為了彌補巨大赤字，其主要途徑就是濫發鈔票。國民黨法幣發行額，在抗戰前隻有14億元，抗戰結束時約為5000-6000億元，到1947年4月即猛增至16萬億元以上。當時的中國，可謂百業蕭條，唯有印鈔票最為興隆。鈔票濫發，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瘋狂上漲。以抗戰前為標準，到抗戰勝利時止，物價上漲了1800倍，到1947年7月，則上漲了6萬倍。1937年，100元法幣可買2頭牛，到1947年隻能買1/3盒火柴了。
第二，民族工商業紛紛破產倒閉。由於物價猛漲，捐稅繁重，美貨大量傾銷，加之美國壟斷資本和國民黨官僚資本對市場、原料和資金的野蠻壟斷，民族工商業遭到更大的打擊。據不完全統計，1946年下半年的五個月中，僅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等20多個城市，倒閉的工廠和商店就有2.7萬多家。上海是中國民族工商業最集中的城市，原有工廠4500家，到1946年底，倒閉了3160家；1947年的開工率，僅為平時的20%。
第三，農村經濟極度凋敝。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曾宣布1946年免征田賦一年，但到這年的6月，就宣布恢複田賦征實，並且所征賦稅成倍增加。戰前每畝田賦連同各種附稅在內，折合當時米價，為1.5至2鬥，現在每畝增至6鬥、甚至9.5鬥。蔣介石為了打內戰，實行強製性征兵製度，1946年征兵50萬，1947年增至150萬，強征民工更是無法計算，這使得農村的勞動力不斷減少和大批逃跑。農村的自然災害也嚴重。由於以上原因，國統區的農業生產急劇下降，據統計，1947年農產品總產量為抗戰前的60%多。
第四，勞苦大眾掙紮在死亡線上。國統區工農業凋敝，物價猛漲，使得勞動群眾和廣大公教人員的生活日趨惡化。城市失業人員大增，1946年冬，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業和無業人員260萬人。加之通貨膨脹，幣值下跌，物價猛漲，更給各階層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廣大公教人員和學生處於饑餓半饑餓的狀態。農村情況更為悲慘，沉重的地租、捐稅和多如牛毛的攤派，對農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加之自然災害的襲擊，廣大農民掙紮在死亡線上。1946年餓死的達1000萬人；1947年各地饑民達1億以上。
上述這一切，是蔣介石執行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的反動政策的必然結果。它迫使國統區各階層人民不得不團結起來為生存而鬥爭。
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反攻在戰爭第一年取得重大勝利的有利形勢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及時地決定人民解放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為了實現這一基本任務，中共中央確定解放軍的戰略進攻方向是中原大別山區，並據此對解放軍作戰作了三軍配合、兩翼牽製的戰略部署。
三軍配合：首先以晉冀魯豫劉鄧大軍實施中央突破，於1947年6月30日夜在魯西南地區橫渡黃河，進行魯西南戰役，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隨後，劉鄧大軍分路從魯西南地區南下，跨隴海路，穿過黃泛區，渡過淮河上遊各支流，於8月27日全部進抵大別山。接著迅速實行戰略展開，在大別山地區數十縣內，橫掃敵人保安團隊，發動群眾，開辟根據地。到11月下旬，即建立了三十三個縣的民主政權，使劉鄧大軍在大別山區站住了腳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地區插進了一把尖刀。其次是以陳賡、謝富治率領的晉冀魯豫解放軍太嶽兵團，於8月22日在晉南強渡黃河，挺進豫西，實行戰略展開；以陳毅、粟裕率領華東解放軍主力於8月揮師魯西南，9月南下豫皖蘇，在淮北平原上實行戰略展開。以上三支大軍在江、淮、河、漢之間的中原地區，布成“品”字形陣勢，互為犄角，密切協同，機動作戰，完全打亂了敵人的戰略部署。
兩翼牽製：以西北野戰軍出擊榆林，調動進攻陝北的胡宗南集團北上，從而掩護陳謝兵團挺進豫西的行動；以華東野戰軍的山東兵團在膠東地區發動攻勢，鉗製和吸引山東敵人，從而掩護我軍主力在中原地區的戰略展開。
在此前後，東北、華北、西北各個戰場上，紛紛發起強大攻勢，與中原作戰相配合。
這樣就構成了在全國戰場上人民解放軍向蔣軍發動戰略進攻的總形勢，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折。
《五四指示》和《中國土地法大綱》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為了滿足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鞏固解放區，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政策由抗日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向沒收地主土地政策的轉變。
《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強調要堅定地支持廣大農民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的正義要求。《五四指示》發布後，各解放區立即在緊張的自衛戰爭環境下開展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到1947年夏，各解放區大體都約有2/3的地區貫徹了《五四指示》，進行了土地改革，基本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為適應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新形勢，1947年7-9月，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工委在晉察冀解放區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製定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比較完備的一部民主主義的土地革命綱領——《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個大綱明確規定了“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製度”的基本原則；製定了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的方針；規定了鄉村各級農會為改革土地製度的合法執行機關，從而有利於在運動中樹立貧雇農的優勢，從政治上徹底打垮鄉村中的封建宗法勢力。各地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出現了平分土地的熱潮，推動了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深入發展。到1948年9月，解放區已有1億多人口的地區徹底消滅了封建勢力，完成了土地改革。與此同時，根據全國土地會議的規定，各解放區在深入土改過程中還開展了以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為主要內容的大規模的整黨運動。
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勝利，具有重大的意義。首先，它徹底地消滅了解放區農村封建剝削製度，改變了農村階級關係，翻身農民真正作了解放區的主人。這就從政治上極大地鞏固了工農聯盟，加強了解放區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鞏固了解放戰爭的後方，為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次，土改運動的勝利，解放了被封建剝削製度束縛的農業生產力，極大地提高了翻身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發展了解放區的農業生產，使廣大農民能從物質上支援人民解放戰爭。這是人民解放戰爭迅速勝利的物質基礎。第三，土改運動的勝利，極大地促進了廣大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千百萬翻身農民掀起了參軍支前的熱潮，從人力上直接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總之，解放區土改運動的勝利，是中國革命新高潮的重要標誌，是奪取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因素。
十二月會議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戰場轉入戰略進攻後，國內形勢迅速朝著更加有利於中國人民的方麵發展，中國革命進入到奪取全國勝利的前夜。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於1947年12月25-28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會議，即十二月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會議討論並一致通過了這一報告。
毛澤東在報告中科學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形勢，明確地指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已經達到了一個偉大的曆史轉折點，並全麵地闡明了處在偉大轉折的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奪取全國勝利在各方麵所應采取的綱領和政策，明確地提出了“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行動綱領。這主要包括：
第一，總結人民解放軍長期作戰的豐富經驗和解放戰爭以來作戰的新鮮經驗，係統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十大軍事原則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科學地闡明了人民解放軍作戰的根本指導思想，明確地規定了人民解放軍作戰的主要目標和主要方法，以及作戰形式、戰鬥作風等一係列問題，成為人民解放軍克敵製勝的偉大法寶。
第二，提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即：沒收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毛澤東在報告中還著重地分析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所代表的一般資本主義，同官僚資產階級及其所代表的壟斷資本主義，有著原則的區別，共產黨對他們應采取不同的政策。報告批判了共產黨內曾經出現過的對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工商業的過“左”政策，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隻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隻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對這些階級，必須堅決地毫不猶豫地給以保護。為此，報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第三，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基本政治綱領，這就是：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報告闡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要取得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但這個統一戰線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之下。沒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革命不可能勝利。
此外，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會議以及毛澤東的報告，還討論了解放區群眾運動中，主要是土改運動中的傾向問題，著重地研究並提出了糾正土改運動中所發生的“左”的偏向問題。強調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則：第一，必須滿足貧雇農的要求；第二，必須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
這樣，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在中國革命曆史轉折的關頭，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奪取革命的勝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一係列政策上作了極其重要的準備。
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和土地改革總路線為了使全黨能自覺地正確執行黨的政策，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完整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和土地改革總路線，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曆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總路線。
遼沈戰役東北九省（當時東北劃分為黑龍江、興安、吉林、鬆江、合江、嫩江、遼寧、安東、遼北九省）和熱河省，幅員遼闊，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工業發達，交通便利，是當時中國高度發達的工業地區。隨著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到1947年冬季攻勢結束後，東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已獲解放。東北解放區經過兩年多的建設，已完成了土地改革，肅清了土匪和封建勢力，建立了鞏固的人民民主政權，工農業生產有較快的發展，特別是軍工生產發展很快，據不完全統計，1948年共製造各種迫擊炮彈127萬餘發，手榴彈157萬餘枚，子彈657萬餘發，製造八一、八二迫擊炮52門，六〇炮2700餘門，以及其它大量軍用物資，不僅滿足了東北作戰需要，而且支援了關內解放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