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這一做派，換了別人隻怕真的很難容忍，這不是仗著自己有點能耐敲國家的竹杠麼！但齊桓公不是別人，他是個聰明人，一看就明白了其中的玄機——這也是他日後能夠成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霸業的原因。“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欲立大功、成大事，必須先攬大權、處尊位，這是玩政治的普遍規律。像管仲這樣的“天下之才”，要施展自己的才幹，使國家“得誌於天下”，就需要相當的平台，即與之相匹配的權力、威望和地位。齊國承大亂之後，情況複雜，老牌貴族又多，不那麼好管理，沒有這些條件，管仲還未必能鎮得住。所以深諳個中三昧的孔老夫子在談到這件事時如是說：“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麵而稱伯。”齊桓公相信管仲是“天下之才”，要靠他治國平天下，就要委之重、任之專、信之深，特殊人才就要給予特殊的待遇嘛。所以，對於管仲提出的條件，英明的齊桓公一口答應下來，一舉確立了管仲在整個輔臣集團中的核心地位。
要講齊桓公的高明，這就是他最高明的地方。並且，當他確定圍繞管仲搭建領導班子之後，堅定不移地給予了管仲必要的支持，真正做到了委之重、任之專、信之深。委之不重、任之不專、信之不深不如不用，隨便安排個不上不下的官職，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韓信、陳平就是很好的例子。韓信、陳平原本都是項羽的部下，但這位有著重瞳的楚霸王眼光卻差得出奇，不識得這兩位曠世奇才，委以不痛不癢的閑官冷職，待以不熱不冷的態度，使二人空懷奇策而報效無門。“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真正的英雄都是不甘心聊天混日子的，於是韓信和陳平相繼歸附劉邦。楚漢戰爭結束後，作為勝利者的劉邦大宴群臣，總結勝利的經驗，為什麼二流子出身的他能夠戰勝楚國貴族出身的項羽？項羽不僅驍勇善戰，而且頗具貴族風範，“仁而愛人”，待人彬彬有禮。而劉邦一身流氓習氣，“慢而侮人”，見到儒生就把人家的帽子揭下來尿尿，動不動還要做人的老子，“乃公怎麼怎麼樣”。經過群臣的分析討論，最後由劉邦作總結，他和項羽相比，隻有一個優點，那就是善於用人，而這一點正是決定勝負的最關鍵因素。當初劉邦見韓信、陳平前來投靠，不僅大喜，還拜韓信為大將，以陳平為護軍都尉，給他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最終二人在楚漢戰爭中成為決定勝負的力量，韓信指揮軍隊相繼殲滅楚軍外援，困項羽於垓下，一戰消滅了項羽的有生力量；而陳平則巧使反間計，以四兩撥千斤之力，除掉了楚集團中對漢威脅最大的人物範增。
所以既然倚為股肱棟梁，就要給予高爵重位厚祿大權，為之營造良好的施展政治抱負的舞台。齊桓公任命管仲為上卿，爵位在老牌大貴族國氏、高氏之上，又使管仲有“三歸之家”，尊為“仲父”，使管仲在齊國樹立起崇高的威信，為他號令臣屬治理齊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後來，荀子在評價這件事時情不自禁地讚歎道：“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對桓公識人用人的大智大節予以充分的肯定。這不僅僅是胸懷的問題，更顯示了齊桓公的政治智慧。
盡管齊桓公在私德方麵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其用兵治國也樣樣稀鬆，但他能放手讓管仲幹，這是他最高明之處，也是他南麵稱霸最關鍵的因素。《新序》記載了這樣一則小故事：
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
在齊桓公的全力支持下，管仲對齊國的內政外交提出一攬子改革計劃，成為齊國改革的總設計師。管仲以“修舊法”為名，改革內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通“悅”）”（《史記》）。齊國很快富強起來，為齊桓公的霸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