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故事裏，主角不是物種，也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或民族，還不是唯物史觀中的階級，而是某種生存策略。生存策略是行為生態學的重要概念，我用它來定義各大社會集團。采集狩獵是一種生存策略，暴力掠奪也是一種生存策略。打天下坐江山，和務工務農、投資經商一樣，都是生存策略。這些生存策略的載體可以叫階級，但又比階級大，包括了生產集團之外的暴力集團，我把這兩大集團稱之為階群。暴力集團和生產集團就是最大的兩個階群，就好比動物和植物。
這些階級和階群彼此互動，繼承創新，適者生存，形成某種世態均衡，這就是特定的社會形態和文明形態。
四號樓，儒家曆史觀。
我們這代人在評法批儒中長大，對儒家缺少尊重。至於儒家史觀，在我的印象中，無非是忠臣奸臣，三綱五常，滿紙的道德評價，好像水平不高。
大概在2007年，我寫了一篇文章，討論英語中的“right”如何翻譯。我認為最貼切的譯法不是“權利”，而是“權分”。分，名分，本分，你的分我的分，在古漢語中是權利和義務的統稱。在分前邊加一個權字，可以把權利和義務分開，同時將西方的權利概念與中國的傳統思路接軌。一旦找到把西方的權利概念引入儒家傳統的接口，再進入這個接口細讀，我發現儒家史觀很不簡單。這裏涉及老祖宗的東西了，我們得恭敬點，多介紹幾句。
先簡單地概括一下：儒家史觀，好比一棟建築，內部有不同層級，還有大大小小的單元房。這棟建築的名字叫禮，禮的結構大概有兩層，一層官，一層民。民又分士農工商等小層級，官也分皇帝貴族和文武九品官員等小層級。每個主體都有不同的名分，不同的名分處於不同的層級，有不同的單元房麵積，比如底層小民50平方米，上層二品官500平方米，最高層皇帝10萬平方米等等。單元房的大小邊界一直在或暗或明地變化，儒家最關注的就是這些麵積的尺寸如何規定，規定是否得到遵守，是否發生變化。
這種關注本身，已經可以幫助我們深入分析大樓的內部結構。
儒家史觀最概括的表述來自孔子。我們知道，檢驗一種理論，最無情的辦法就是用它預測未來。在《論語·為政》篇裏，子張問孔子能否預測未來。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極端自信：“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子鑒往知來，通過回顧三代之禮的因革損益推測未來。沿著這條路子，他甚至敢於預測百世之後。可見，孔子曆史理論的核心詞是“禮的損益”。用我們的比喻說，也就是大樓內外的增增減減。
大樓內外的增減變化，即禮的損益，如何進一步分析呢？儒家最偉大的曆史學家司馬光做了一個示範。《資治通鑒》的第一筆記載就是大樓內部層級和單元房的變化，也就是名分的變化。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任命三位晉國大夫為諸侯。“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提拔幾個貴族算什麼大事？司馬光用上千字的篇幅，論述了此事的意義。他首先介紹自己采用的理論框架：“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
司馬光用了三個概念：禮、分、名。不同的名和分，例如君臣，公侯卿大夫，如同大小不同的單元房構成大樓一樣，構成了禮。天子的職分是：正名，定分，以禮為綱紀治理天下。這就是司馬光心目中的社會結構，也是他把握曆史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