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俊俠
秦晉崤之戰是春秋時期著名的五大戰役之一，《史記·秦本紀》對其始末有詳細的記載。其雲：戰前相當長時期，秦晉關係一直和睦，秦穆公不僅與晉通婚，數平晉亂，還幫助重耳回國。晉文公時，兩國曾合兵伐翟，又合兵與楚戰於城濮，溫之會及翟泉之盟秦皆參加。魯僖公三十年（前630年），晉秦合兵圍攻鄭國，秦國私下與鄭國結盟，並且派遣將領戍衛鄭國，秦晉間開始發生裂痕。三十三年（前627年），秦穆公聽信杞子之言，企圖偷襲鄭國以開啟東道，於是派大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率師而東。行前，老臣百裏奚、蹇叔極力勸阻，穆公不從，執意發兵。半途恰遇鄭國商人弦高，秦軍以為其行動被鄭人所知，便滅滑而返。此時正值晉文公卒，襄公怨恨秦國乘晉國國喪之機伐其同姓國，便率晉人及薑戎敗秦於崤。秦軍崩潰，三大帥被俘。後經文嬴請求，襄公放三將歸秦，穆公素服郊次向師而哭，自責自悔。《尚書·秦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史記·晉世家》對此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記載。比較而知，各史籍所記有一定出入。《尚書·秦誓》序記崤之戰後，秦穆公因未聽蹇叔之言，悔恨而作《秦誓》；《秦本紀》隻記載了崤之戰後穆公懊悔的情節，未提作誓之事，而把作誓記於公元前620年，秦國為報崤戰之仇伐晉的王官之役之後；《春秋》三傳對穆公是否作誓沒有明確記載。穆公是否作誓？作誓於何時？這是出入之一。同時，《秦本紀》記穆公遣師襲鄭前，曾詢問過百裏奚和蹇叔。《公羊傳》、《穀梁傳》亦如是記載。但《左傳》、《史記·晉世家》、《呂氏春秋》卻記穆公戰前隻征求過蹇叔的意見而沒有提到百裏奚。是否有百裏奚？這是出入之二。這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做法，對我們研究《尚書·秦誓》及《史記·秦本紀》都造成極其不便。本文本著“諸說並列，則求其是”的原則，對之進行考辨，以定其是非。
一、穆公作誓之考辨
穆公作誓一事，曆代學者的說法也有所不同：清人王先謙和金履祥讚同《秦本紀》之說。王氏認為：“敗於崤後作誓，是《偽古文尚書》所言，偽孔不如史公可據，仍當以為穆公親自率兵敗晉還歸為宜。”金氏也說：“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誤雲崤敗還歸之作，惟《史記》記載誓詞於取王官及郊封崤屍之後。以史既有明文是誓作於封崤之日，而非崤敗而歸之作已。”唐人孔穎達《尚書正義》、清人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郭嵩燾《史記劄記》、杭世駿《史記考證》、今人屈萬裏《尚書今注今譯》、王世舜《尚書譯注》和曾運乾《尚書正讀》均讚同《尚書·秦誓》序所言。曾氏寫到：“秦誓之作，蓋在此時（崤戰失敗）。惟《史記·秦本紀》以為在秦伐晉封崤屍之後，與《書》序戾，不可從。此誓，穆公深悔聽杞子之言，不從蹇叔之諫，遂致敗釁。孔子深有取焉，故殿帝典王謨之後。”清人牟庭卻另有看法，他認為：穆公在崤之戰和王官之役之後都沒有作誓，《尚書·秦誓》是穆公的用人之書，而不是悔恨之書。在《同文尚書》中他這樣說：“當時穆公始得百裏奚，欲用以相秦，而國人嘩言不服，故作此誓與眾共之。”依牟氏之說，《秦誓》應作於穆公五年（前655年），先於崤之戰28年、王官之役31年，不僅年代相差甚遠，而且誓詞的內容與背景也不相符合，唯一家之言，一般學者不從其說。本文在此列出，隻作為備異而已。至於王、金兩人，雖然都很推崇司馬遷，但他們都沒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司馬遷之說為什麼是正確的，所以讓人也無法信服。細究以上觀點，筆者認為曾氏等人的說法較為合理、可信。
首先，《尚書·秦誓》的史料是可信的，其序也是真實、可靠的。《秦本紀》記載：“三十六年（前624年），繆（穆）公複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左傳》作郊），以報崤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中屍，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餘誓告汝：古之人謀黃發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裏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餘過。”盡管司馬遷隻記載了誓詞的一部分，其語詞及意義與《尚書·秦誓》內容卻基本一致。《尚書·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嘩，予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雲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雲然，尚憂詢茲黃發，則無所愆……”考之《史記》之前的文獻，隻有《尚書·秦誓》記載了秦穆公所作的誓詞。顯而易見，《秦本紀》中的誓詞來之於《尚書·秦誓》無疑。《秦誓》選自《尚書·周書》，據史家考證，《周書》是周代史官的記載。記事嚴肅樸實，形成時代較晚，在《尚書》虞、夏、商、周四書中，其史料價值很受學者重視。《周書》包含《秦誓》，它的史料也十分可信，這一點古史辨派也深信不疑。如二十世紀初，顧頡剛給胡適的信中這樣寫到：“先生要我重提《尚書》公案，指出《今文尚書》的不可信，這事我頗想做。前天把二十八篇分成三組，錄下：第一組（十三篇）：《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這一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是可信為真。”我們暫且不討論《尚書》的公案問題，最起碼從信中可以得知《秦誓》是可信性很強的史料。
至於《書序》，經曆代學者考證亦認為是可信的，應該遵從其說。《書序》相傳是孔子所作，此說開始於漢代，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書中說：“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並在《夏本紀》和《殷本紀》多采用《書序》之文。《漢書·藝文誌》據劉向、劉歆《七略》，亦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篡焉。上斷於堯，下迄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足見孔子刪《書》、作《書序》之說在漢是大家公認的。直到宋初，對此說亦無異詞。“朱晦庵出，忽然生疑。蔡沈作《集傳》，遂屏《書序》而不載。晦庵說經，本多謊謬之言，於《詩》不信小序，於《尚書》亦不信有序。”朱熹重《書》不重《序》的方法，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此之後直至明末，讀《尚書》的人，都不重視《書序》。到了清朝，經過一些學者的努力考證，《書序》的價值才得以肯定。用國學大師章太炎的話說，“不有清儒，則《書序》之疑，至今仍如冥冥長夜爾。”同時他還在《國學略說》中列舉了許多例子來證明《書序》的重要性和可信性，他以為“《書》本敘事，似不必有序。然《尚書》有無頭無尾之語，如《甘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未明言誰與誰大戰。又稱‘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亦不明言王之為誰。如無《書序》‘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一語，真似冥冥長夜，終古不曉矣（孔子未作《書序》之前‘王’字當有異論。其有《墨子》所引《甘誓》以王為禹）。《呂刑》穆王時作，本文但言王享國百年，《序》始明言穆王。如不讀《序》從何知為穆王哉！是故《書》無序亦不可解。”既然《書序》不是作偽，那麼它所載的“秦穆公伐鄭，晉襄公率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也應該是無庸置疑的。據《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很重視《尚書》，曾經跟孔安國學過《古文尚書》，跟伏生學過《今文尚書》，撰《史記》時大量采用《尚書》篇章。有人統計，他對《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中的二十二篇，有的載其全部，有的載其部分，還有的載其大意。對穆公作誓之事，采取的就是後一種方法。為何在《秦本紀》中又不采用《書序》之說？據考證，在司馬遷時代，《尚書》流派很多：“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師古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有大小夏侯二家，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詁各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各家傳釋又不相同，加之真偽之爭，司馬遷在不能十分確定其是非的情況下，有可能隻引用部分正文，而放棄了《書序》內容，所以導致作誓時間的出入。其次，從崤之戰和王官之役的背景來看，穆公作誓於崤戰後較為合理，《史記·秦本紀》的記述難以立足。《左傳》雖然沒有直接提到穆公作誓一事，但其對兩次戰役過程及背景描寫，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示作用。茲引《左傳》以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