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務處總辦田征葵，湖南人，因女兒田小姐受辱之事深深地卷入保路風潮，對保路同誌會恨之入骨。成都血案中，他是下令開槍的主要元凶之一。四川省獨立後，田征葵變服易姓，攜妻帶子，準備私逃湖南老家避難，途中被夏之時的起義軍抓獲，經蜀軍政府審判後斬首示眾，抄獲的幾箱黃金悉數充公。田征葵的女婿、原彭縣經征局局長唐豫桐，趁一片混亂中逃脫，後不知所蹤。女兒田小姐被革命軍活捉，在監獄中關押了三個多月，出獄後幾經輾轉，後墮入重慶金沙崗一家妓院，終日以淚洗麵。
幸免於難的成都旗兵
在風起雲湧的四川保路運動中，立憲派首領羅綸自始至終是這場運動的二號頭目。據張惠昌《立憲派人與四川谘議局》一文敘述，羅綸在四川獨立後想做都督，自認為保路運動他出力最大，蒲殿俊並沒有怎麼出力，因此，趙爾豐交印前，羅綸派了兩個心腹親信到總督府，要趙將大印交給他們，不要交蒲殿俊，此事弄得趙爾豐莫名其妙，打電話詢問周善培等人，周善培轉而詢問蒲殿俊，蒲神情猶豫，沉吟道：“羅子青不會那麼荒唐。”後來蒲直接詢問了羅綸，羅矢口否認。這樁無頭公案如果說確有其事，無疑是羅綸的一個瑕疵。
即便如此，羅綸在四川獨立後處置成都滿族問題上遵守契約精神的舉動，仍是他人生中光彩照人的一筆。
據萬保君《1911辛亥風暴下的成都滿族》一文記載，從清康熙年間起，常駐成都的旗兵1600名，並將旗兵家屬陸續接來定居，此後逐年增加，至1904年戶部調查統計：實有人口5100多戶，男丁1.2萬人，女子9千多人，合計2.1萬人，並駐有八旗兵3營2千多人。旗人平時的生活方式，男子主要以練習騎射為主，以備挑選入伍當兵（按清製，旗民不許經營工商或從事其他職業）；女子則主要是居家學習女紅，操持家務，基本不與外界接觸。
辛亥革命爆發後，清廷下令各地駐防旗兵對武裝暴動進行血腥鎮壓，此舉導致了各地駐防旗人的重大傷亡。如在西安，10月23日，漢軍大都統張鳳翽率兵進攻滿城，守城旗兵約5千人拚死抵抗，經過一天的激戰，革命軍攻占了滿城，西安將軍文瑞自殺，旗人死亡2千餘人，婦孺投井自殺者尤眾。福建福州新軍起義，福州將軍樸壽、總督鬆壽等拒絕了起義軍提出的和平解決條件，雙方展開了生死對決，結果旗兵失敗，雙方均有傷亡，八旗兵死亡人數達數百人。此外，在杭州、新寧、荊州等地，也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流血事件。
紛亂繁雜的各種消息傳到成都時，居住在成都滿城的旗人震驚不已，認為大禍臨頭，世紀末日之痛感彌漫滿城，有的六神無主，有的消極待之，更有一種聲音在旗人中流行：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拚死一搏。眾人橫下了一條心，除將現有3營旗兵加強裝備外，還把庫存的刀槍長矛發給青壯年，許多人將家畜家禽悉數殺掉，吃了好上戰場。有不少人表示，萬一事急，老幼婦女先行自殺，精壯男丁殺出滿城，與漢族兵對殺。這種破釜沉舟的悲壯情緒感染了每個旗人，極有可能導致出兩敗俱傷的後果，形勢一觸即發。
情況萬分危急之際，時任大漢四川軍政府招撫局長的羅綸來到滿城，約見同榜舉人、八旗紳士趙榮安，一同去見成都將軍玉崐，共同商討和平解決旗人的辦法。為了解除旗人的懷疑，羅綸甚至還把自己的家眷送入滿城，安排在友人趙榮安家中住下，以表示他和平解決的真心。按照《四川獨立條約》，其中官定獨立條件的前兩條即為“不排滿人”和“安置旗民生活”，羅綸此舉嚴格遵循契約精神，是頗為時人所稱道的。隔著一百年的曆史回頭看，在暴力革命已蔚然成風的情形下，依然對生命保持尊重和珍惜，實在殊為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