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百團大戰評價的曆史階段
百團大戰在曆史上是一個有爭議的戰役。70年來，對於百團大戰的評說，一般認為經曆了4個階段。第一階段，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當時取得了巨大勝利，這個階段是完全肯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都讚揚這樣的破襲戰，主張應該再來幾次。第二階段是1943年到1945年中共七大。因為1941年發生皖南事變，新四軍損失慘重。根據地遭受空前困難。這時有人就把皖南事變和根據地困難與百團大戰聯係起來。但是這階段對百團大戰的評價客觀肯定。延安整風中進行了充分探討和科學分析，到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對“百團大戰”作出了全麵的評價。1943年2月，羅瑞卿在太行分局的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客觀地評價指出：“就在今天檢討起來，“百團大戰”也是正確的。雖然百團大戰有它的消極麵，這就是過分暴露了自己，刺激了敵人（包括國內敵人在內）。但百團大戰的軍事收獲，尤其是政治上的收獲，如振奮人心，打擊了當時國內的投降妥協傾向，打擊了東方慕尼黑的陰謀，破壞了敵寇軍事進攻與政治誘降雙管齊下的計劃，以及我黨我軍在國際、國內政治地位的更大提高，等等，這一切的偉大意義，是不容抹煞的。因此，百團大戰的積極方麵是主要的，而消極方麵是部分的。”“七大”之前，華北座談會，一些人就對百團大戰是否犯錯誤提出疑問，並對彭德懷進行抨擊。在“七大”時朱德同誌著重指出：不能因為百團大戰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便不去找出其中的嚴重原則錯誤的一麵；更不能因為有上述的原則錯誤因而根本否認百團大戰的成就。第三階段，1959年7月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發動百團大戰的主角彭德懷被錯誤批判犯了右傾錯誤，因此對於百團大戰的評價也發生了變化，批評隨之而來。當時各種黨史和現代史書上，各地的紀念館、展覽會上，百團大戰也被清理出了黨史和軍史。甚至有人指責“這次百團大戰從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到組織路線都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這是彭德懷違背毛主席人民戰爭偉大戰略思想，堅持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典型表現，是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軍事路線的活標本，是他背著毛主席黨中央搞獨立王國的罪惡產物。這次戰役給我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帶來了極其嚴重的惡果”。說“彭德懷用大量犧牲我軍實力來保衛蔣介石的投降主義路線”。百團大戰是否過早暴露了目標，招致日軍的報複，導致根據地的困難和損失，甚至導致了蔣介石的積極反共，等等。總之是對百團大戰全麵否定。當然，這些批評是經不起推敲的。第四階段，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978年12月4日，中央給彭德懷平反，雖然也指出，百團大戰第二階段不顧客觀條件實行攻堅戰，給根據地和八路軍帶來巨大損失。百團大戰的評價又開始以肯定為主，對百團大戰的評價又客觀起來。
（二）解答當前關於百團大戰存在的幾點不同看法
一是關於在造成根據地困難的原因之中，百團大戰應該隻是造成困難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確實在百團大戰結束後的1941年和1942年進入最困難的時期。人們很自然地把它同百團大戰聯係在一起，歸罪於百團大戰。表麵上看也好像是那麼回事。但是仔細分析，百團大戰隻不過是個引子而已。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敵人把軍事打擊的重點轉向我敵後抗日根據地，對蔣介石以政治談判誘降為主。到1939年底，華北日軍的兵力已由年初的13個半師團30萬人，增加到22個師團44萬人，兵力增加近50%。因此解放區嚴重困難始於日本侵略軍的殘酷掃蕩。但是，日軍把作戰重點轉向解放區，並不是百團大戰後才確定的。
1939年9月，華北日軍總司令多田駿實施“囚籠政策”，導致華北各個根據地麵臨著很大的困難。所以“百團大戰”前，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反掃蕩鬥爭就已經很激烈而頻繁了。據《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書中的統計“：抗戰第二、第三兩年敵人對華北千人以上“掃蕩”有109次之多，使用兵力在50萬左右。其中1萬人到2萬人的大“掃蕩”有7次，3萬人以上的大“掃蕩”有兩次，還有一次6萬人以上的大“掃蕩”。配合這些“掃蕩”，敵人大肆修築鐵路、公路、據點碉堡。1939年到1940年兩年中，改在華北修複的路有1870公裏，公路有15600公裏，新建碉堡據點2749個，1940年的碉堡據點比1939年增加4倍。”華北還有多達14萬人的偽軍，被用來對付抗日根據地。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為了準備南進，日本就一定要加緊進攻解放區以鞏固華北。同時，蔣介石國民黨在1939年五屆五中全會以來加緊反共，包圍封鎖根據地，也是造成解放區困難的一個因素。蔣介石不斷發動反共高潮，製造摩擦，殺害八路軍、新四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為了自衛，與國民黨軍發生了戰鬥，造成了根據地困難，因此日軍和國民黨軍對根據地的進攻也造成了根據地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