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在官府與學在四夷
“學在官府”，是春秋以前我國古代學術文化和教育的一個重要特征。清代學者章學誠對於“學在官府”的特征作了詳盡的總結和闡述。他在《校讎通義》的《原道》篇中說：
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群書之部次，不複別有著錄之法也。
他認為古代自從文字和書契產生以後，延自春秋戰國之前，我國學術發展史存在一個學術官守，官師合一，私人無著述的特殊階段。當時“官守之分職，即群書之部次”，不同的職官掌握不同類別的典籍，因而官守的區分便是各種典籍的自然分類。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也多處闡明了以上的觀點，他說：“古未嚐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者也。”（《文史通義·詩教下》）這些分析雖然缺乏從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角度作多方考察，推理頗為簡單，但其立論卻是大致正確的。
從生產資料所有製形式上看，“學在官府”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我國夏、商、周奴隸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是建立在土地所有製基礎上的，《詩經·小雅·北山》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明當時的土地占有形式不是私人的土地所有製，而是以奴隸主“國有”形式出現的。以天子為首，諸侯、卿、大夫逐級層遞的統治集團壟斷了社會的生產資料，為了支配勞動力生產，調動國家機器的運轉，統治者需要有一定的法規和典章，這便是“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宮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的由來。從掌握國家檔案、法典法規這些最初的典籍，到占有其他的社會的精神文化資料，壟斷文化教育。由於奴隸製社會的國家形態還處於較低級的階段，社會文化還不甚發達，所以奴隸主壟斷生產資料的結果，必然導致學術官守的局麵。
春秋以前生產力較為落後的狀況，也大大限製了學術文化的流傳，影響了私人著述的創造。由於“官有其器，而民無其器”，“故在官者以肄習而愈精，在野者以簡略而愈昧，此學術之所以多在官也”。禮樂器具的缺乏，限製了私家學術研究的開展。另一方麵，“策”“簡”“牘”“版”等典籍繁重的製作工藝也使民間不敢問津，而“惟官有書，而民無書”的狀況，則必然窒息民間私學的萌生。
奴隸製的宗法製度，也為春秋以前“學在官府”的不斷延續提供了維係的紐帶。宗法製度是在血緣關係掩蓋下不平等的等級製度，所謂“明等級以導之以禮”（《國語·楚語上》），實際上是為了明等級、別貴賤，確立和維護奴隸主貴族集團世代相襲的尊貴地位，以加強對平民和奴隸的統治。宗法製度導致在政治上為官者世代為官，世卿世祿；在學術上，官守學業，子就父學，依然學術官守。至於其他階層的平民，則“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左傳·襄公九年》），世代勞力，無由問學仕進。
從典籍發展史的角度上看，“學在官府”的症結，在於“官守其書”，典籍為官方所壟斷而不能流傳於民間。章學誠依據《周禮》的記載，在《校讎通義·原道》中進一步描述了春秋以前官守其書的具體情況。他說：“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他指出：孔子以前，我國最早的典籍已出現，並為官府所掌，因此“六經”非孔子所作，而是“官司失守”以後孔子對周官舊典的整理和傳述。這種說法，是比較符合曆史實際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我國曆史進入了春秋時期。此期，周王室的權力日益削弱，名義上是天下共主，實際地位已形同諸侯小國，《國語·吳語》記載：“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在周王室衰微的同時，各國諸侯紛紛超越禮的規範，稱王稱霸，甚至掠奪周天子的土地和人口，拒絕納貢。隨著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下移，學術中心也開始由周王室分散至各諸侯公室，這是學術下移的第一階段。此期周王室雖然還掌握著一些典籍和禮樂，但是一些大的諸侯國已經有了自己的典籍，控製了學術和教育。“學在官府”由一個中心分散為若幹中心。《左傳·昭公二年》記載晉國的韓宣子到魯國觀書於太史氏，讀《易象》和《魯春秋》，不禁感歎曰：“周禮盡在魯矣。”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子給魯昭公講少妳氏以鳥命官的典故，於是，孔子向郯子請教官製，“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子雖然來自附屬魯國的一個小國，可他卻深諳古代典禮。從郯子身上，孔子深切感受到周王室的學術官守終於被破壞，而學術禮製已經流散於四方。
由春秋以前的“學在官府”到春秋中後期的“學在四夷”，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經曆了一次變遷。從這一階段的變遷中可以看到，由於學術中心下移，不僅典籍的數量逐漸增多，而且官守典籍的封閉格局也被逐漸打破，周王室和諸侯公室的藏書開始對他國貴族和學者開放。典籍流傳範圍的拓寬，推動學術下移不斷向縱深發展，昭示著我國學術文化繁榮和典籍初興時期的到來。
士階層的形成與百家爭鳴
學術下移的第一階段，隻是由周王室下移諸侯公室，尚未徹底擺脫官守學術的格局，還沒有引起當時學術文化和教育的突變。春秋後期到戰國時期，學術下移進入突破性的第二階段，“禮下於庶人”，學術文化從王室公侯徹底解放出來，為士階層所掌握、推廣和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波瀾壯闊的文化變遷中，士階層既充當“學術下移”的先鋒，又是百家之學興盛繁榮的社會基礎。
“士”原是西周奴隸主貴族中最低的等級，他們沒有豐厚的家產，但卻受過“六藝”的良好教育，他們有的依靠武藝充當軍隊的下級軍官，有的依靠知識作為卿大夫的家臣。春秋之際，由於奴隸製度的逐步瓦解，士原來的地位也被動搖，他們失去了“食田”和原來的職守。《論語·微子》記載當時魯國一批宮廷樂官流散四方的情況說：“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罄襄入於海。”這些喪失世襲特權、流入平民階層的士，不得不重新尋找自己的社會位置，有的參加政治活動，投靠新的主人，謀得一官半職；有的憑借六藝知識興辦學校，成為私學的教師。在齊國幫助齊桓公成就霸業的管仲，便是由貴族沒落為土，在“貧困”的情況下投靠齊桓公的。齊國在春秋時期最早選士用士，齊桓公采用“三選”之法，主張“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之”，他養“遊士八十人”（《國語·齊語》），充分利用士的智慧和才謀，成為春秋的第一個霸主。參政從政，這是春秋時期士階層謀求出路的一條途徑。
另一方麵，一些經過“六藝”熏陶的士，則利用自己的知識，聚眾講學，成為一代名師，他們直接推動了官府學術下移和私家學術的興起。孔子就是這批人物中的傑出代表。他生活於春秋後期，祖先本是宋國貴族，曾祖父因避難，從宋國逃到魯國定居，至孔子的父親孔紇，已沒落為士階層，孔子自稱“吾少也賤”（《論語·子罕》）。他雖然沒有資格進入官學，卻到處尋師求教，通曉了詩、書、禮、樂等一整套文化知識，在私學——包括私家學術和私人教育這兩個方麵作出了非凡的貢獻。他三十歲左右開始講學，中途雖然也尋找機會參加政治活動，但卻不甚得誌，六十多歲以後專力從事講學和整理古代文獻，成為春秋時期偉大的學者和教育家。春秋後期，士階層中興辦私學的人不止孔子一個，例如當時鄭國的鄧析，據說他“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荀子·非十二子》），他寫了一本叫《竹刑》的法律書，專門教人“學訟”。還有魯國的少正卯，他和孔子一樣在魯國辦學，由於博學善辯，曾多次把孔子的學生吸引過去，以至於“孔子之門，三盈三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