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對於改變土地製度的主要設想，出於種種原因，最終未能實行。另一方麵，也可以說，清人正是通過這一輪討論，才確立了當時的土地製度和租佃製度，而不再將其變更。清代的這些製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內的財產私有權，土地的租佃製度，小農的家庭經營，農民選擇生產項目和行業的相對自由，某種水平的市場組織和市集活動的存在，——都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對它於無論怎樣評價，其作用卻是無法抹煞的。正是這些問題，到二十世紀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爭論。它在嚴厲的批判之後，又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內，隨著“農村改革”的發生而一一恢複。因此，在二百年前發生的這場爭論，就更值得今人重視。
十、劃分社會階層
十八世紀中國還存在著類似“劃分社會階層”的現象，據法國學者魏丕信（Will）研究，在因災對納稅人蠲免賦稅時，政府規定納稅在五兩以上的算作“富戶”，一兩以下的即為“貧民”，介於二者之間的為“小戶”（其他經濟上的差別則不考慮）。其中“富戶”不予蠲免，“小戶”依照受災損失程度依次減免，“貧民”則全部蠲免。在因災賑濟時，必須優先照顧最貧困者，如果情況允許，再擴展到受災較輕的那部分人；盡管在中央政府眼裏，典型的救災受益者就是隻靠自己勞動維生的農民家庭。乾隆初年，一個製度建立起來，它把人口按照“貧”、“富”的範疇進行劃分。大體上是分為幾個富民階層（如極富、次富、稍富）和幾個平民階層（極貧、次貧、稍貧）。有些時候，其劃分標準是極為經驗性的（如“產微力薄，無擔石，或房傾業廢，孤寡老弱，鵠麵鳩形，朝不謀夕者，是為極貧”；“田雖被災，蓋藏未盡，或有微業可營，尚非急不及待者，是為次貧”），有的則提出了一些量性標準。如“極貧”為：沒有任何財產，無手工業、山地等副業收入，租種地少於十五畝（或擁有自耕田地不足十畝），被災損失達到八九分者，或“赤貧無力，及四貧無告者”；“或係佃民，或田地在十畝以內，又全行被災，冬春難以存濟者，俱應列為次貧”，等等。人們可以看到，是佃戶還是小自耕農，這種土地關係的區分在確定農民地位時具有的重要性。雖然這裏並沒有所謂“社會階級”的概念，但這種方式仍使人聯想到二十世紀土地改革中的分類（至少在表麵上看是這樣），如貧農、中農、富農等。
看來，在十八世紀，“富戶”與“貧民”似乎已成了一個對立物，而被常常提起；“地主”或“富戶”似乎也不是什麼好名詞了。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1）聖祖諭旨：
“朕四次經曆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係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並無田地產業；強壯者流離於四方，老弱者即死於溝壑。”
我過去在教學中，總感覺這與其他史料對不上號。魏丕信也提到這點：較新的研究數據（約1900年）提示，在山東的多數地區，大部分農戶是自耕農，還有少數大地主。但為什麼康熙上諭（及十八世紀初年的一批類似的材料）要“誇大租佃製流行程度以及富戶的影響”呢？這顯然是“有其一定用意”的。即“期望”地主對佃戶能夠“貧富相助”、“有無相資”，幫助窮人渡過難關。盡管這種意識形態在多大程度上與現實相關還是一個問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盡管她描寫的是十九世紀以後，也屬於把問題貫通來看的一種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