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做的結果，就使政府接近或在變相地幹預和插手農業的規劃。在中國數萬萬畝的耕地中，應當用多少來種植糧食？又應用多少種植棉花、蔬菜、油料等其他作物，每一類當種多少？對各地區不同情況應如何處理，又如何落實到每一縣每一村？在當時的行政狀況之下，能夠依靠怎樣的組織和人員去推行這些計劃？又如何對待農民的規避行為和可能的“重副輕農”傾向？……可能正是這些細節和具體問題限製了清代的努力。因此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這些做法才被大規模的加以試驗。
不能否認，清代政府在十八世紀的作為，與一個現代政府還有很大的距離。隨著所謂“現代化”向世界各地的推展，各國都開始追求農業產量的增加，以及國家稅收的提高。盡力增產遂成為世界各地的普遍現象。也許這正是清代政府強力幹預經濟的一個原因？盡管中國仍未脫出一個“非充分發展”（“發展不充分”）經濟。盡管清代政府發展經濟的目標，並不在於增加稅收。；雍正十二年河東總督王士俊奏報墾荒事宜；“臣恭繹諭旨（按：指雍正元年鼓勵墾荒諭），總以開墾為足民本計，非欲增收課賦。”朱批：“嘉是覽之”（《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25冊955頁）；乾隆十三年五月陝西巡撫陳宏謀奏：“朝廷恩意，惟在盡地利以養窮民，不在複荒額而增賦稅”（第一曆史檔案館檔案，1143號）；關於清代的“不加賦”政策，參見《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頁2022。）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努力中，在這一問題上曾走過曲折的道路。這就是在生產的製度選擇和方式方法上，政府的直接幹預和規劃種植，雖然它最終讓位給了一種“市場經濟”。但就是這點，在清朝也不是沒有先例。如乾隆初年決定禁止“踩麯燒鍋”，不久之後也與煙禁一起放棄，高宗從中得到的教訓是，“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無實際者，皆此類也”。
於此都可看到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的密切關聯。
七、福利國家
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把維持大眾福利置於最優先的地位”，美國學者王國斌（R·Bin Wong）寫道，“國家視農民的物質福利為最重大的問題”。以前政府重視的是授田和開墾荒地，但到明清時期，“國家對農民物質福利的注意重點，從生產性活動轉到了消費”。國家製定政策來穩定許多物資——特別是糧食——的供給。為此，清朝創建了一個複雜的糧食供給係統。中央向地方官員收集關於糧價、氣候和降雨的資料，以預測何時何地可能發生嚴重缺糧以及如何做出反應。國家以常規的和非常規的手段幹預食物供給狀況，其核心是建立與維持一個儲糧數百萬噸的倉儲係統，代表著官方對人民物質福利的責任。這些做法在歐洲是完全無法想象的，更遑論能否做到了。在一篇代序中，學者李伯重說，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碼生存權利的物質利益手段，“早在它們成為近代福利國家的要素之前很久，在中國就已存在，而且占有重要地位。”
“中國古代有沒有社會福利思想？”南懷謹回答說，“有！社會思想早有了，社會福利思想也早有了”，不過，過去都偏重在個人做，現在才是由政府做。這樣說來，中國在十八世紀，豈不是已經進入了“現代”？
就在乾隆初年，政府擴大糧食倉儲的努力達到了一個高峰，其目標是把原有的倉儲數量予以成倍的擴大。在鼓勵私人捐監的同時，也依靠官府的采買。為此一度打算敞開收購餘糧，議行田賦征實，以期“餘三餘一”、“一勞永逸”地解決糧政和糧食問題。同時，破格賑糶救濟（如平糶不拘額數、於四鄉設廠、借糧減息免息、增加賑濟麵、正賑外複設加賑等）。諭：“寧可國家多費帑金，不可使閭閻一夫失所”。並為之完善了糧價呈報製度和建立了清代人口統計製度（清初以來九十餘年隻統計“人丁”而非大小男婦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