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治之道……其本總歸於愛民而已。”
複諭：
“……民為邦本，固當愛之，愛之則必思所以養之，養之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愛、養、足民，……”
既要“愛民”、“養民”、“足民”，所負責任自然就很寬泛，不僅關心命盜、錢糧，還要“盡心”於生產以至分配各各方麵（如賑借平糶等）。為此有司當“以民事為身事，恫瘝一體”；並不時巡曆鄉村，以使“上下之情，通達無阻，而休戚相關”。諭：
“身膺民社，即為其父母、師保。官之視民如子弟，則民之視官如父兄，官民同其休戚，而情意相接，……”
“（當）視百姓為一體，視民事如家事，……察其饑寒，恤其困苦，治其田裏，安其室家，以父母斯民之誠心，行父母斯民之實政。”
這些或可稱為一種“天下一家”的思想。其理想大約是，天下合為一家一事（官民一體，視為家事），由政府擔當領導和統籌統配的角色（為民父母師保），負起所有生養教化以至經濟事務的責任（父母斯民，課督農桑乃第一要務）。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之下，才有了各項政府職權的擴大和行政措施的改進。當然，清代十八世紀的努力，與基層組織的重新建構相去尚遠，也並未由政府出麵改變或代替民間自營，但在大約近千年以來的曆史中，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次舉動，它在政府職責的擴大和權力的強化方麵，都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
在十八世紀，清政府還實行了賦役製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取消了已有上千年曆史的“人頭稅”，而代之以“財產稅”（土地稅）。同時還取消了“力役”，而代之以“雇役”（即支付勞務費）。同時，改變身份製度，取消“賤民”名義，提高“雇工人”的身份地位，等等。從上述種種作為（特別是世宗皇帝的作為，包括取消有功名者特權）來看，似乎是欲使社會“平民化”。這，也許就是要造就斯科特所說的“無印記非特殊公民”，達致所謂統一和一致的公民身份吧。這些，在其他一些國家屬於現代變革的事情，大都是在清代十八世紀出現的。
魁奈曾說，一個民族的繁榮全依靠財富，中國繁榮，人口增加，正是由於國家真正重視農業。孟德斯鳩也不認為中國是“專製”的。據說，當時西方人非特盛稱康雍乾乃有德之君，而且特別讚賞中國政府機構合於自然法程，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直可說是拋向西方弊政的炸彈。
當二十世紀之時，政治理念不斷翻新，可以說都是為了解決類似的意識形態問題，直到今天。如果說我們主張從較長的時間階段來觀察曆史，那麼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有關變革之間，就不僅止有一種“相通”的關係。
通過如上的觀察，我們對於十八世紀的政府政策和政府行為自然會產生一些新的感受。雖然這些已屬於曆史的陳跡，並一直為後人所忽視和誤解，有如“失落”的傳統，但它卻沒有“泯滅”；而且，正是在二百餘年後的今天，我們才重新發掘出這些史實，識別它的含義和藉以重建古今的關聯。
四、勸農中的官府行為
推廣新的適宜產品暨優勢生產項目，是十八世紀政府勸農策的要點。也可以說，各地勸農無不以此為其能事。其間常被引用的，即雍正二年二月和乾隆七年六月兩道諭旨，其一勸民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資用”）、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
“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力始盡。”
其一則強調“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凡資生養贍之源，不可不為亟講”，尤應於“農事”之外，“兼修園圃、虞衡、藪牧之政”，全麵發展農業。
名臣陳宏謀於每到之處，亦谘詢地方情況，推行適宜物產：
“米麥豆之外，地方出產何物以資民用，小民三時耕鑿而外作何營生；……栽種棉花否，能織布否；曾試種桑養蠶否，能織綢紗否；畜牧之利若何？”
特別重視九穀以外各項生產：
“三農九穀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為生財之計者，……勤於一種，必收一種之利，小之可以充口腹、佐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販、致富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