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通訊係統官府內部的信息係統邸報谘文“駐京辦”
在乾隆十三年的糧政大討論中，皇帝讓督撫們發表意見，最早有個巡撫上奏，說了很多“違心”的話，結果挨了訓，後來督撫們就相信他的“真意”，一致轉向皇帝那邊了，——督撫們是怎麼得知這個信息的呢，在多次的“彙議”之中？
九、輿論政策如何麵對“烏合之眾”
通過金川之役那些大數量的上諭看來，也許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皇帝的“受眾”是誰？是所謂“憤青”嗎？那還有沒有“秘密外交”和決策的“迅速果斷”？是所謂“群氓”和“烏合之眾”嗎？那它與“宣傳”、“鼓動”又有多大距離？清朝這些所謂“古代”的做法，又與“現代”有多大區別？
十、研究方法問題
自從30年前清史研究所成立，就出現了一個主張“正麵觀察”，不再把清史、清代統治階級“妖魔化”，相對而言，要把清史“寫得好一點”（而不是相反）的研究趨勢，這構成了一個基本立場，如何看待傳統文化，也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隻是有人不意識，有時分寸不好把握而已。
進而言之，正史編纂中存在一個“道義原則”，就是要尊重“古人”，認真聽取當年那些“當事人”是怎麼想的，他們對自己行為如何解釋。如錢穆所說：研究曆史有兩種觀點，一是“曆史意見”，一是“時代意見”，“我們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已往的曆史意見”。
在研究中不免會受到種種批評，如“古已有之論”和“客觀形勢論”，比如說：如果乾隆時出現了帶點新意的政策，必定是客觀形勢為人們開辟了新的出路；我們的任務，就是闡明當時出現的客觀形勢。
問題是，乾隆與雍正與康熙晚期的“客觀形勢”究竟有多大的不同，從而導致了他們行政風格的極大變化？這種短期的“事件史”，是否能套用“長時段”的“背景變化”予以說明？第二，人是這樣“客觀”的嗎？如此，他豈不成了“條件反射”下的“實驗室動物”？
這還涉及曆史研究的目的：是關心當事人的思想行為呢（傳統史學看重的即“傳主”的道德心性和治術經濟），還是要得出什麼“曆史規律”，或曆史的“客觀真相”？
屬於後者的表現有，謀求給當年忽左忽右的政策措施作些辯護，或為之尋找一種代替物。也許正是因此，才產生了清史研究中一係列的“虛妄史觀”，如“失去了的機會”雲雲（這成為清史研究所主要的史學發現）。
相反，我們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細致化”研究。以“短時段”“事件史”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目標並不是那些“長時段”的“客觀物質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僅僅依靠“考據學”的方法，而必須依賴“直覺”，或章學誠所說之“性靈”、“神解精識”。
舉例來說，法國朋友曾因“反行為”出自直覺，而特別加以肯定。不錯，那確是我發自“一念”，而後經過訪談調查，才確定了的。當然，利用直覺是年輕學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廢武功”。
所以，史學是大學問，不要看不起史學，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於“理論”，有一些屬於“社會科學”的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可能是“理論”領先的，我們“人文學科”則不見得。李零曾說：“理論隻是敲門磚”，就這一意義來說，我們曆史學並不是為了追尋什麼“理論”的（更不能說我們是為他們服務的）。